反体制的现象，总能赢得一片叫好之声，当年拒绝招硕士的陈丹青便被认定是反对硕士招生制度的勇士；打保护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为旗号的复古之举，也多半能引来国人的点赞。因此，当大学教授说因“怕误人子弟”而请辞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并要开办私塾书院时，收获了数不清的赞誉声。而且，各种高尚的大帽子和荣耀的光环，都扣在了这位大学教授头上。

  可是，笔者认为，一个部级大学的教授，同时还有行政职务——金融法研究所所长，辞硕导、办私塾，就未必如他说的那样高大上。更多的问题，不过可能是和其他大学教授一样，是内心里蠢蠢欲动的“创业之心”在作祟。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对硕士们感觉误人子弟，对中小学生就不误人子弟了？

  私塾这个玩艺，说到底，是应该让位于公益性的义务教育的，私塾在当下很难成为主流。当然了，在市场经济之下，专门为有需求的富人去办贵族化的私塾学校，也必然有市场，也有利可赚。而且，任何社会中，都有喜欢“跪拜之礼”的，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有这样的人，而且，往往还拿着一个更为高尚的理由——行跪拜之礼，其实尊重的是知识！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似乎永远绕不开：身为大学教授，有没有责任带好手底下的硕士研究生？有没有为学校分担带硕士压力的职责？继而，也可以问，如果像黄震一样，所有的大学教授都不想带硕士了，他们是不是都可以辞掉相关职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到底，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大学教授在我国兼职众多、开公司众多，这样的现象应该得到一些纠偏了。今年上半年刚刚出台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利用工作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的，当给予处分。但是，对于大学教授在外开办公司、自主创业或是从事兼职算不算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不过，常识却不容否认，大学教授，其身份和工资都有公共属性，因此，这就决定了我国大学教授不能有一些太过自由的做法。对黄震而言，即便你是那么地热爱传统文化和私塾教育，作为一名拿着纳税人供养工资的大学教授，似乎也不应该脱离公职身份，而只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据《三湘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