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警察摔婴案中，倒逼而来的依法查处不是法治的常态。舆论能够倒逼成功，包含了众多偶然因素。这种“偶然的正义”显然无法满足民众对司法的期盼。“林州摔婴案”也由此引申出另一种焦虑：该如何避免发生在司法领域的枉法与渎职？

  渎职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当地警方对记者的追访极尽躲避之能事，但有关此案的那份“内部通报”已然证明了警方的知情。不管嫌疑人郭增喜当时是在何种情形之下，有了摔童的行为，他都脱不了刑事追究的干系。对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严重罪案，居然久拖不立，且欲以内部处分来蒙混过关，这背后的渎职留给公众心理的强大冲击，并不亚于摔童。

  从性质上说，摔童可归入个人恶行，渎职却俨然是一种司法生态。要回应社会关切，除了对“林州摔童案”要回归法治、依法查处之外，对于当地司法机关所表现出来的极不正常的包庇与渎职行为，也应纳入法治轨道。安阳组建调查组，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安阳市检察院甚至更高层级的检察机关理当介入，并展开独立调查。本来检察机关被设计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监督公安。对于公安有案不立的，刑事诉讼法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等权限。若认为公安机关说明的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还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但正是这些密织的法网，在“林州摔童案”中仿若成了“牛栏关猫”，徒具文本价值。要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提升介入调查的检察机关级别，以排除在林州当地可能产生的种种不当干扰。如果有渎职罪案发生却迟迟不立案，甚至长时间视而不见、有意忽略，这又将构成新的渎职。看来，法治的实现还离不开舆论的倒逼，尽管这并不正常，但“偶然的正义”也好过“无正义”。（据《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