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那么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的宏观政策就要退居次位，让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1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如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我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有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最近欧盟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而中国有更为先进的理念、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