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是计划经济时期购买粮食的一种凭证。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粮食这一不可或缺和替代的商品，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人们买粮不光要钱，还要等量的粮票。

  从我记事起，虽不曾有过饿得肚肠经疼的经历，却总是一日三餐稀饭照得见人脸，只有过年，才有几碗白米干饭。

  父亲在粮食部门工作，不时能弄些碎米、地脚粮回来。母亲就将这些脏污不堪的米粒用水淘净，凉干，然后磨成米粉，变着戏法做成美食。或掺些野蒿、地菜做成米粑，或经过发酵蒸成米糕，或用水调匀在特制容器里熨成薄薄的粉皮。这些吃法，既香甜可口，还很经饿。而多数日子母亲忙不过来，便用最简单的法子。烧一锅开水，加些切成段的菜叶，左手抓一把米粉，手指一松一紧间，让米粉慢腾腾从指缝漏入水中，右手则拿着长长的筷子不停地在锅中划圆，看着水慢慢变稠，“扑哧扑哧”声便从锅里周遭响起，一锅带着米香的青菜米糊就熟了。就这样，母亲将不成样子的粮食变幻成一个又一个花样，喂饱我们兄妹五人的辘辘饥肠。

  后来父亲调到家附近的粮站，多数时候能在家和我们一起吃糊喝粥。每月的定量供应，则兑换成粮票存着应急。但母亲是个菩萨心肠的人，见到一时揭不开锅的乡邻叔侄，她总是倾力相助，主动接济十斤八斤，帮人渡过难关。

  有一年，粮站有了政策，收5斤干薯丝能奖励1斤大米指标。于是，全家起早摸黑开荒种薯，秋收时挖了不少红薯。又抢好天洗净、刨成薯丝，一担担挑出去晒干。那年，我们向粮站卖了400多斤干薯丝，奖励大米指标80斤，当父亲兑换成粮票交给母亲时，一家人乐不可支，而母亲脸上更是挂满绚烂的笑容。我知道，母亲一直担忧缺粮的心稍稍踏实了些。

  1980年，我考上省粮食学校。经过专业的学习，我对粮票，对当时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粮管所工作。除了钱，每天面对的就是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和保险柜里一扎一扎的粮票。一把算盘长伴着我，运算着有关指标、钱和粮票的各项数据，时常为误差一分钱、一两粮票而寝食不安。

  随着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到户，国家取消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这一系列措施，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市居民的“米袋子”慢慢丰富起来。

  粮食终于多起来了！1993 年，粮票在全国宣告停止使用。这一年，父亲退休，送给我一个鼓鼓的日记本，本内每一页都夹着一张张不同面额的粮票。父亲说，这些是我和你妈日积月累攒起来的，现在粮多了，这票也作废了。你留好，就当我这辈子在粮食部门工作的一个纪念吧！

  前年，单位档案晋级，我把这些粮票献给了档案室。看着静静躺在玻璃柜里的粮票，我想，这或许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吧。这些粮票如同一帧帧精美照片，它见证着一个物资匮乏时代的无奈，同样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日新月异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