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子”成问题

  1937年的延安，在革命政权建立后，农村恶势力被推翻，地痞流氓急遽减少。但新的流氓也不断产生，和旧社会以敲诈勒索、帮助土劣欺压良善为业的流氓比，他们大多表现为“脱离生产”、“游手好闲”。为了将他们和旧社会的“流氓”区别开来，1939年延安报刊称其为“二流子”。后来二流子逐渐叫遍延安，指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烟、赌、偷、盗、阴阳、巫神、蛮婆、土娼为生的人。

  中共转战陕北农村后，延安人口激增，军需成严重问题，1943年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中指出：这一年边区的口号是“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主张打倒穷困，努力生产。

  二流子到处有，陕北尤其多，这客观上与陕北人源于游牧民族的习性相关。当地农民普遍都是撒下种子后回家抽大烟，庄稼靠天收。当时有歌谣：“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这对发展生产极为不利。

  统一标准

  当时，对二流子的认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早期由于标准不统一，村干部常常为某人是否是二流子，是“全个二流子”还是“半个二流子”，讨论到半夜。比如有的农民抽洋烟，但也从事生产，就很难认定。最后逐渐统一了二流子的标准：

  一、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拐骗、做巫神等）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

  二、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

  三、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不算二流子，而应作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

  此外，还有一类爱串门和爱搬弄是非的二流子。在当时农村披星戴月的生产劳动中，串门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浪荡行为。因为串门，一拉起话什么都忘记了，所以三天劳动抵不上别人半天，这种毛病也不为农民见容。

  “市民公约”

  对顽固二流子的改造，绥德分区除了开斗争大会，给二流子挂牌等措施，还制订了有关抵制二流子的“市民公约”：不买二流子的东西；不让二流子在好人家串门；不让二流子在家里掌握经济权；各家自己保证，以后不再出现二流子；代二流子找职业。

  由于游民自古以来就是反家庭的，因此延安二流子改造首先在“家庭”内部进行。这一年，在人们对二流子家庭的关心下，一些家庭打破了原来封建大家庭中人心涣散，劳动热情调动不起来的局面，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被组织到新的社会关系中去。

  1945年，毛泽东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表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了”。

  （据《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