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阶级，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这样一种论点，始于1927年。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疯狂镇压，而此时，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党。党内领导层认为，知识分子在危难关头容易动摇，究其根源，即是他们所受的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此同时，农民出身的党员，普遍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忠诚度高，革命彻底性强。

“黑老鸦生的白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这是1947年中共晋绥分局领导用的比喻。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土改工作队认为，对那些已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城市人口也被定为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分。至此，全国所有的人，开始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身份标签：阶级成分。

尽管如此，在解放初的几年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一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到了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和提拔师资的时候，应首先注意政治觉悟。同时，全国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

不仅仅是升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家庭出身”都成为重要指标。这种氛围在“文革”中达到极限。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享受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随着一系列的平反，阶级身份体系也逐渐开始消失。1984年，随着人事管理从手工向计算机过渡，急需形成资源共享网络。而“家庭出身”，是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里的重要一项。于是就产生了《本人成分代码》、《家庭出身代码》两个国家标准，其中《家庭出身代码》包括：工人1；社员2；农民3；雇农4；贫农5……

1994年，在“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和代码”里，依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直到2002年才取消了这两项指标。2004年，“因为基本上没有单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被废止。

（据《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