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南西凉半岛北端的两个小山包之间，有一块半月形的狭长凹地——我的老家细屋徐家，就在这块凹地的东西两边。

  这个解放前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姓徐的人家居多，姓刘的次之，姓高的再次之。不知是先人们“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的潜规则使然，还是后人们“人多势众”的原因，姓徐的十来户人家，一字排开地占据在凹地的底部和中部，而姓刘的三四户人家和姓高的二三户人家，则以对峙之态，散居在凹地的边沿部分，一左一右地拱卫着徐姓人家的门户。

  我家的五间老屋，与左邻右舍共墙合壁地紧挨在一起，北邻一幢二重进身的古宅，南连一幢三出三进的深院，一眼望去，甚是凹凸和单薄。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村子的人口一下子突破了百人大关，几乎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整个村子的人口猛增到200多人，发展成40多户的大村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村里的大孩小孩，总是一走起来一大群，一玩起来一大堆。春天里扯藕带，一次可以塞满一个港湾；夏天里打水仗，一回能够搅浑一片浅滩；秋天在谷草堆中躲猫猫，可以把脱粒机未脱净的稻穗揉搓得一粒不剩；冬天在禾场上打陀螺，就能把整个禾场抽打得纤尘不染。那年月，村庄的大人小孩都像铆钉一样钉铆在村子里，表现得十分的稳固和紧密，村庄的每一寸土地，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显得特别的滚烫和火热。

  谁曾料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热闹非凡的村庄，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却日渐变得冷清和凋敝起来。村里一些人的外出闯荡和一些孩子的读书考学，使得拥挤不堪的村庄，慢慢露出了松动的迹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人的相继外出务工经商和在城市的就业置产，让他们在完成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以后，成为了一个个再也难得回村一趟的地道“稀客”。

  现在村子里已经很难觅见30岁以下青年男女的身影了，继续留在村子里的，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总人口也不到先前的一半。整个村庄顿如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倏忽之间就空瘪了下去。一幢幢曾经塞满了叔伯父子和兄弟姐妹的屋宇，大多成了蛐蛐和蝈蝈们的演艺大厅，包括我家五间老屋在内的许多老房子，有的已在风霜雨雪中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有的已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几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二层小楼，也因为人气不足的原因，墙面上爬满了茵茵绿苔，隐隐地透着斑驳和衰落的气息。

  不再喧闹和拥挤的村庄，荆棘杂草生长得格外的茂盛和嚣张，一簇簇疯长着的野黎蒿和粟米草，纷纷以包围之态，紧紧密密地长满了村庄的房前屋后。当年村里人流血流汗围造出的一丘丘湖田和开垦出的一块块旱地，也争先恐后地长满了艾蒿、菖蒲、苞茅草和地米菜，村里一垄垄两季轮作的稻田，纷纷改种了一季中稻，有的甚至成了无人耕种的撂荒田。如果不是近几年国家实施通村公路建设，只怕村中那条外出的羊肠小道，早已淹没在了茅草荆棘之中。

  不知不觉中，细屋徐家边已成为了许多外出村人的一种念想，以及清明祭祖时的一个目的地。一个有着200多人的自然村落，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荒芜了。那些整家整户走出去的村人们，在融入一座座大小城市的同时，也让村子本身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和充分的张扬，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多年以后，是否还能找到回村的路径，是否还能准确说出祖坟山上那一座座坟茔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