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公安部门是“重灾区”，其中又以北京市公安局为最，这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刘传新死心塌地为“四人帮”效力分不开。

  诬称北京市公安局“敌特机关”

  1966年5月，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

  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几个月以后，在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组织起已达2000多人的班子清查全局各类材料，捏造了大量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称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等。

  1968年8月，刘传新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将814名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关押审查；还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等人的子女70人关进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对毛泽东的告诫置若罔闻

  对于北京的腥风血雨，毛泽东有所察觉。早在1967年12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撑腰，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

  1976年清明前后，因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4月5日凌晨200辆卡车开进广场抓人，2000多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被洗劫一空。

  刘传新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人身上。

  “四人帮”倒台后自杀身亡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毛泽东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可谓磨刀霍霍。

  “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初，北京市公安局有人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刽子手的罪行。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他5月18日接到北京市公安局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5月19日上午自杀。1977年11月，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也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据《湖南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