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

外办官网上消失。多个消息源向记者证实，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该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

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浦东新区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其在上海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其他区县，为副部级。

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身居高位，年龄优势明显，其中卫明43岁、丁磊52岁、陈凯45岁。很多人据此分析，上海是否会在全国率先掀起公务员离职下海热潮？

离职跟“八项规定”无关

“八项规定”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腐举措，此前被认为是造成公务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记者采访的4名离职公务员均否认了这一说法。

一名从上海某郊区副处岗位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前，他就一直坚持不跟任何政府项目供应商吃饭，“处长级别的，一般对方会塞些（购物）卡来，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满足他，还是不满足他？所以干脆不吃。”

这名前任副处长告诉记者，他过去一下班就“逃”，防着别人来约饭。据他说，自己在一年多前离任审计时，财务处没有一张他在下属单位报销的发票。

另一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80后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八项规定”与自己离职没有关系，据他所知，他身边那些像他一样年资较浅的公务员，都不是因为“没了灰色收入”而离职。

他们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听说社保马上还会有所改革，会变相降低公务员收入。”这名科级干部说，年轻些的公务员大多只是把“公务员”当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据他透露，他身边离职的公务员朋友，大多去了企业，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财务公司，“跟我同龄的同学，不当公务员的，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有很多”。

而李朋的辞职，则更多出于个人价值的追求，“待在那里养老？我不愿意”。

李朋原来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担任软件工程师，此前通过公开遴选机制进入公务员队伍，一进单位就是副处。但在干了七八年、升任正处后，他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多么“好玩”，“主要是体现不出人生价值来。”

3年前，他递交了辞呈，自己创业。这当时在区里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如今，他的纪录或许即将被另一名副厅级干部刷新，据说此人辞职后也将创业。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辞职公务员本人承认与否，反腐高压确实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和弹性空间进行了挤压，“把他们（公务员）的后门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没有了”。

“哭”出晋升的行情，易使劣币驱逐良币

记者了解到，除了薪资水平外，模糊的晋升制度，也正成为公务员的一大“痛点”。说白了，能不能晋升，很多公务员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成绩说话，不确定因素太多。

张平说，离职的公务员，大多有两种情形：一是觉得能力不够，提拔不上去；二是性格不合适。而他本人，就属于后者，“见不得一些人的所做作为”。

张平辞职前，是单位的“二把手”，没能得到提拔。“能不能提拔，是对你这个人价值的肯定。如果技不如人、提拔不了，我也认了，但被提拔的那个人没本事。”张平说，在副处提正处的当口，他被一个“没啥本事，却会找领导哭”的女同志比了下去。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提拔与否，跟你工作干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对晋升提拔制度的不满，成为张平后来辞职的导火索。

倪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目前的确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务员晋升机制，“干好干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进入领导的视野。提拔主要依靠领导的注意力，没有多元化机制”。

另一个“大问题”是评价，一个企业可以按照产品的盈利情况以及每个环节工作者对产品的贡献度来评价一个人该拿多少钱，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定价、无法测量，“公务员干的事，到底对世界有什么效果、他贡献了多少，没法测量”。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些国家曾尝试破题，比如按照项目执行情况来估价，政府部门如果可以节省预算，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发奖金。但这种做法，争议极大。

“公务员离职，对个人是好事，对政府而言，虽然整体影响不大，但需要多反思。”倪星说，总体而言，公务员中的精英还是很多的，甚至“有浪费”，他们适当流向社会是件好事，应予以鼓励和支持。    （据《中国青年报》）

真出来了，朋友凑不够“两只手”

上海长宁区一处狭小的办公楼内，李朋（化名）笑着给客户倒茶水。就在几分钟前，他刚刚摆出一副小微企业老板的架势，把一名多次不能理解他意思的员工批评了一顿。

就在两年多以前，李朋还是上海某区一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除了区里的分管领导，他不需要向任何人陪笑脸，也不需要亲自教底下的一线工作人员做事。

事实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他可能会因为开会等事务，让下游供应商等着与他会面；现在他却要以下游供应商的身份，等领导“接见”。“接见”他的领导，可能级别还没有他过去高，但他却要为此付出最短1个多小时、最长近3个小时的耐心等待。

尽管一下子从“朝南坐”变成了“朝北求人”，但李朋现在比过去多了洒脱和快乐。“现在只要有付出，就有所得。”李朋说，自己现在每个月只纠结两件事：一是拿什么发工资，二是拿什么付房租。

为了避嫌，他把公司注册在了别的区县，并且与过去的供应商完全断了联系。这些供应商，大都是他现在所从事行业的上游企业。也就是说，以前卖东西给他的那群人，现在成了他兜售产品的对象。

“真的出来了，你会发现，剩下的朋友凑不够两只手。”李朋的搭档张平（化名），也曾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他说他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人，过去几乎天天要给他打电话，但他一走，对方在最近一年多里，一个电话都没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