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薄俸”官吏贪腐大流行

  汉代官吏平均月收入是1389钱。然而汉代一个被雇来替人服徭役的“更卒”，其报酬是“月二千”。也就是说，官吏平均收入还比不上一个平民。

  深受薄俸之苦的汉代官员崔寔曾经详细算了一笔账，来证明东汉中后期的俸禄制度多么不合理。他说，“夫百里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刍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财足给马，岂能供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费乎？况复迎父母、致妻子哉！自非夷齐，孰能饿死？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就是说，一个堂堂县长，月俸才40斛，相当于4000钱。即使不照顾父母妻子，自己一个人生活，但身边总少不得要雇一个佣人了。一个佣人每月佣金1000钱，每月的柴草及油、肉每月需500钱，薪炭盐菜也要500钱。加上主仆二人粮食消费6斛，又是600钱，以上总计2600钱，下余1400钱，还要用来养马。因此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类费用就无处可出了，再加上父母妻子需要奉养，所以这点工资确实没法支撑正常的生活。

  崔寔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薄俸与吏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而其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其不侵，亦无几矣”。

  在两千年前，崔寔就已经把道理讲得这样清楚了。然而和后世一样，东汉皇帝们在这种情况下，却开始大力提倡“清官”政治，要求官员们崇尚节操，以清廉自守，以“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这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乡官部吏，职斯禄薄”，导致他们“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也就是说，既然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那么官吏衣食所需，只有向老百姓伸手了。清廉之人，捞的钱够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贪婪之人，则开始无所不至，贪腐开始大面积覆盖了全部官僚系统。“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

  明代官员贪腐前腐后继

  明代的“薄俸制”的历史上很有名。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明代俸禄确实是非常之微薄，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思路有关。

  因为出身贫苦，朱元璋终生痛恨贪官污吏。他曾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残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贪贿摧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朱元璋不了解，正是元代的薄俸制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腐败。朴素的农民式思维，让他认为“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 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

  顾炎武说，唐代上州司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数百石，还有月俸六七万钱，收入足以庇身给家。而明代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这样的低薪“不足以资生”，导致很多官员难以养家糊口。

  比如洪武年间的陕西参政陈观，“在陕以廉谨称。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他一死，家儿老小马上就无法生活了。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此人虽然曾任职高官，去职之时竟然“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把小女儿卖了，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但没有反省自己低薪政策给官员生活带来的困苦，反而勃然大怒，认为曾秉正的行为有违人伦天性，干脆把他给阉割了：“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然而，历史跟朱元璋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他执政期间，贪腐官员前腐后继，“朝杀而暮犯”。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