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张闻天被批“反总理”。他的秘书何方在其出版的《何方谈史忆人》一书中，回忆了这一事件的内情。

  两人一直互相尊重互相照顾

  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

  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还有个令我一直记挂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他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

  而张闻天不但赞同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私下表示不以为然。

  也有矛盾和彼此看不惯的地方

  当然也不必隐讳，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总结和规划等；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

  张闻天很重视每年的年终报告，每年12月呈递上去后老是要我催总理快批。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总是说，总理桌案上等着批的文件有一摞，他们把闻天同志送的报告拿出来放在最上面，总理一看，说不急，就又放到下面去了。所以每年都是过一两个月才批发。1958年外交部务虚会上，在陈毅要求给总理提意见的号召下，张闻天还以此为例提意见，这也成了1959年批斗他时给他安的一条“反总理”的罪状。

  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这最后一点也是张闻天自己在会上挑明并且做了自我批评的。

  批接待铺张惹总理大发脾气

  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周总理和陈老总又喜欢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外交部，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感到不胜负担。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

  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1957年，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发表在了新华社《内部参考》。无独有偶，正是此时，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周总理访问亚欧11国回国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发了一通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这是张闻天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

  实际上，据我观察，无论张闻天还是周总理，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

  （据《何方谈史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