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39年9月-1942年初的长沙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和影响。

  战前形势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广州、侵占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1939年9月，日军调集10万人，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师约20万人，将进占赣北鄂南之日军阻于献钟、修水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初，日军调集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被迫北撤，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进攻长沙。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人兵力，组织防御。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三次会战的重要影响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

  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据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