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与武长顺达到了贪腐的“新境界”：搞发明创收捞钱。专利推广和专利转让让两名公安局局长赚的盆满钵满，还因此开启了腐败的“新时代”。自古腐败如蛀虫无孔不入，前有雅腐，今有智腐，权倾之处，腐败靡靡。

腐败从简单的送钱吃饭，到后来的以字画、题字、香道、茶道的“雅贿”，如今又发展成为发明专利以及推广专利的“智腐”。不仅花式增多，腐败的形式也愈发隐于无形。从表面上看，官员利用发明敛财，与“雅贿”如出一辙，均是以权谋私的一种隐性腐败行为。但官员利用发明敛财，比“雅贿”更隐蔽，更难以监督。因为，“雅贿”照样是贿赂，即用权力去换取财富，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对它的查处与常见的贿赂方式没有区别。然而，像王立军、武长顺这样，专利仅“卖”给自己掌管的公安系统，这种靠权力隐性牟利的做法就难以查处了。

有专家表示，官员当然可以搞发明创造，但不能凭借权力，借专利为自己牟私利。应当承认，腐败官员也可能是有为官员，甚至还是一位发明家。多重身份并不妨碍对官员贪腐行为的法律定性。王立军等前官员为何喜好专利，假使其确有个人兴趣，但兴趣背后的隐利益输送才是真问题。官员专利背后的真问题还在于，官员是否利用其职务之便将其名下专利以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在本领域推广使用，并从中谋利。

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法律总无法究尽所有的犯罪形态。“雅贿”也罢，“智贪”也好，要从源头和过程两方面进行制度设计，阻止官员将腐败之手伸向知识产权领域，遏制腐败行为的生存空间。

权力变“专利”，必然会让知识产权蒙羞，官员以权谋私，搞隐形腐败，是一种可怕的“发明”。腐败如今变形，反腐也应该走向升级。无论“雅贿”还是“智腐”，或者是打着“专家型官员”、“发明型官员”的旗号，归根到底仍是“权力通吃”的表现。从制度和法律着手，让舆论监督起效，筑起反腐防腐的高墙。毕竟，谁能预料在雅贿和智腐之后，腐败是否会再度“进化”。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