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十年积压,使得1977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历史的低谷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中断高考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此前,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就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马拉松会议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据《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