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多起冤假错案中，“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不仅离奇且骇人听闻。

  传单案惊动“中央文革”

  1967年10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北京，在外交部外面的大街上，走来了一个神秘的人。他斜背一个发黄的挎包，沿着这条大街，将80多封油印的传单塞进一个又一个邮筒。第二天，邮局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些传单，这份传单的题目赫然是《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公开信”着重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把持“中央文革小组”大权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公开信》甚至指责了毛泽东，赞颂了周恩来……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公安机关立刻进行立案侦查，并由陈伯达主管。谢富治调集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破。11月20日，此案告破：投传单的人是天津一个卖煤球的工人，名叫沈剑云。

  陈、谢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作案者沈剑云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可是，陈伯达、谢富治硬说这个案件有后台，一再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1968年3月，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指使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利用已经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及北京某学院的一个相同的案件，用诱供、逼供方法追所谓的“后台”。4月28日下午，陈伯达接见办案人员时说：“破案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头。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非常委员会是一个大案，不搞它的社会关系是搞不清的。”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再次对办案人员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我的意见不算破案。”“这个传单集中了‘二月逆流’的语言，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谢富治则干脆挑明：“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之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干的，要把后台揪出来，两个地方，天津搞，北京也搞。”

  “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出笼在陈伯达、谢富治的精心导演下，1968年12月，当时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等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采取了刑讯逼供，结果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这个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还称“中国（马列）共产党”早在1967年7月，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他们指使有关人员还编造了更加骇人听闻的案情：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对这个被逼供出来的假案，连有的审讯人员都认为荒唐离奇。谢富治却说：“周（慈敖）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并指示赵登程等人加紧逼供。1969年2月13日，周慈敖在逼供下，又诬供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同志签署了一封给蒋介石、蒋经国的电报，胡说电文内容是要求与蒋“联合起来，‘挽救’中华民族命运，希望他们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荒唐案无证据草草收场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时，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毅、李富春、王震等已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董必武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由陈伯达、谢富治等制造“伪党”假案的诬陷活动仍在继续进行。5月24日，为了获得所谓“物证”，谢富治批准对经委干部陈大伦的保姆和保姆的儿子、女婿等人办“学习班”，逼迫他们交代所谓陈大伦转移的“伪党”材料。陈的保姆于当年11月7日被逼自杀身亡。这时，由于“九大”以后的形势所迫，加上学习班逼死人命也制造不出证据来，才不得不把制造“伪党”假案的活动停了下来。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这一假案，对陈伯达进行审问。审判员问陈伯达：“按照你的讲话去追后台，你布置叫追后台，追出来那个假案，你有没有责任？” 陈伯达低头认罪，答：“有责任。”

  （据《文史精华》、《党史信息报》、《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