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0日，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攻击的贺龙，被周恩来安排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保护起来。就在这时，他的“罪行”又增加了一项——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

  一张触目惊心的大字报“二月兵变”的真相，要从1966年2月讲起。当时，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社会治安的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该团一时找不到营房，卫戍区听说北京一些高校师生到农村搞“四清”，学校里有空房，就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听说后，没同意。最后，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绍文决定让驻在南苑的卫戍区某部挤出部分房子给新建团使用。

  这本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在“文革”中“左”得过头的阶级斗争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串联会时，有人讲了2月间学校里曾要驻部队的事，并提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是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大字报把一些议论和猜测当成事实，激起强烈反应，很快被传抄到各校、各地。

  康生抓住大字报做文章“二月兵变”的谣言，越传越玄。傅崇碧、刘绍文指示找有关人员查清事实经过，报告给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委。6月29日，北京卫戍区写出了《关于解决独立团住房问题的经过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的写出时间与大字报的贴出时间仅相差12天，但康生已经抓住这一情况，大做文章。

  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

  第二天，康生的讲话即传到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将已被任命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郭影秋揪回学校批斗，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事。

  “政变”罪名加到贺龙头上8月2日，邓小平来到人民大学，对所谓“二月兵变”的问题给予澄清：“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并强调：“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二月兵变”的罪名不久竟又加到贺龙头上。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攻击贺龙，说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叫海军造反派“红联总”的几个头头立即行动，他指示说：“过去说彭真搞‘二月兵变’，实际是贺龙想搞‘二月兵变’，已经从组织上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我们要紧跟林副主席，揭露这一切。”没过多久，海军造反派“红联总”即贴出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大字报。许光达被污蔑为贺龙“二月兵变”的黑班底，内定的总参谋长。

  当时，有人问李作鹏：“‘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李作鹏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把一军改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北京有那么多部队，为何要调一军呢？”这份对话材料，后来成为李作鹏参与迫害贺龙的证据。

  追查“二月兵变”株连极广康生为在林彪身上作投资，继续信口雌黄，恶意诬陷贺龙。1967年1月29日，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贺龙与彭真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1968年4月22日，康生在接见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时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和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又说：“还私设电台。”这类震撼全国的爆炸性谣言，不胫而走。

  林彪、康生一伙自抓“二月兵变”后，不仅使贺龙的“罪行”升了级，追查“二月兵变”的大规模行动也迅速展开，株连极广。许多与贺龙共事的和在其领导下的人遭到监禁、毒打。许多优秀运动员如荣国团等被迫自杀。在康生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群众立即成立了“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游行示威，向中央施加压力。造反派要揪贺龙，冲到了象鼻子沟，因为周恩来设法阻拦，才没冲进去。然而，贺龙很快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1967年9月13日，他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最终被迫害致死。

  （据《建国后的贺龙》、《周恩来在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