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指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其实，官员的配车与用车，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进。

  从上古时代官车就有严格制度规定

  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孔子曾是鲁国的司法长官，有专门用车，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了，颜回的父亲想卖掉孔老师的车给儿子买棺椁。哪里想到，孔老师却不答应，理由是：我处于士大夫的行列，怎能不遵守用车制度？

  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人口数量大减，社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民休息、增加生产。所以汉初几个皇帝都是采取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不乱搞改革，同时朝廷也厉行节约。公车问题，首先刘邦自己带头。史书上说，当时皇帝连找四匹相同毛色的马做公务用车也没有。其实在部队里找几匹马也不是找不到的。刘邦自己带头，手下的官员们自然也不敢浪费了。

  到汉景帝时，生产已经大发展了，富人出门，母马都不骑！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颁布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车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车都漆成红色。一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要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的感觉差不多。

  当时官员的车辆是由谁配备的呢？从史料中的零星记载看，两汉的办法是二千石或以上的中高级官员，都在受印后即由国家配给专车。《汉书》记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的当天，“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说明自有一套机构按程序在操作。基层政府的情况，似是各衙署都备有官车，刘邦当亭长时交的朋友夏侯婴就是沛县的官车驾驶员。但数量有限的官车只能保证机关主官和佐贰乘用，其他属员若要摆乘车派头就只能自备了。

  官车也有过个性张扬的时代

  南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两汉，《通典》卷六十五记，“后魏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射以下，列卿以上，并给轺车驾一马”；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南朝梁会要》），都是高级官员统一配备专车的明文规定。不过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晋风度”，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追求个性化。

  虽然南朝宋时的官员乘行工具依旧是马车，但实际上是各乘各的。比如宋文帝喜欢乘坐用羊拉的官车，羊力气小，体格羸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品位。南朝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经常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朝宋还有一位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经常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隋朝配车的范围扩大到“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并给乘之”。隋唐的百官乘行制度除陵庙巡幸、王公册命等重大典礼应“盛服冠履，乘彼格车”外，其余场合一概骑马。即使尊为宰相，乘行工具与民众也无二致，区别在于另有品服、佩饰和仪卫等标志身份及等级。

  趣闻轶事反映宋朝官车使用状况

  《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作风粗疏，曾有一位替他控勒马缰的役卒，因役期已满向他辞别，他搞不清楚此人是谁。等役卒转身离去，他恍然而悟，忙叫其回来，送给他不少钱物。原来此人每天为宰相勒缰控马，王旦只看到其背部，没看清过其面孔，这会儿因其转身离去，又看见自己熟悉的背影，才弄明白到底是谁。由这个故事分析，王旦骑的马是公家提供的。

  《春渚纪闻》里记有一则刘贡父的轶事，说他刚进馆阁任校勘时，因“俸入俭薄，不给桂薪之用”，买一匹骡子代步。这样看，唐宋的情况与两汉差不多，机关里的公马只能确保主官、佐贰骑乘，校勘官是属员，就未必摊得上每人一匹了。反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高级吏员，倒是有官马供其执行公务时骑乘的。《宋会要辑稿》称：“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营卒。”按两宋的高级吏员，政治和经济待遇上本身就可视同一定品级的官员，何况又供职最高级的中央衙署。照此分析，除高级官员有专门配备外，一般官员乃至书吏能否有乘行工具使用及其优劣多少的差别，还因供职部门的不同而异。像刘贡父上班的馆阁属于清寒的文教单位，“机关效益”不会好，假使在收入丰厚的三司或保证供给的三省上班，就不至于自己买匹骡子代步了。（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