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曾国藩列传》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对于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年），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从政之路、为官之术、治军之功。实际上，儒生出身的曾国藩，其读书人生同样值得玩味，片言只语义理深厚。

  同治元年（1862）四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所谓骨相，旧时说法指先天之命运，改变骨相则意味着改变命运。曾国藩本人以善于相人识人著称，《冰鉴》并非曾国藩所作，却托其名行世，便可为佐证。对于历经宦海沉浮，拥有京官和地方大员双重经历的曾国藩来说，上述话既是对儿子的劝勉，也是自己入仕二十余年的经验总结。在这里，不管是读书改变气质，还是读书改变骨相，二者的内在意思是一致的，即读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读书改变气质，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北宋张载早已说过：“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那么，气质变化是否有迹象？苏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得多而且有深刻体会的人，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气质出众。

  对于“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曾国藩来说，他深知读书改变气质的道理。在咸丰元年（1851）七月廿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书味深者面自粹润”，短短八字，就把读书人的一种精神面貌展现出来，而且他明确指出，这种“粹润”不可“伪为”，是装不出来的，只有功夫到了一定火候，才会自然流露。

  读书改变气质，有一个过程，需要下一番功夫，而且要持之以恒。黄庭坚曾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哪里仅仅是说士大夫，一般人亦当引以为戒。清代有位学者说：“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是以朱熹有诗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不断，是以池塘长保清澈；有益家国书常读，是以耳目常精爽。

  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提到圣哲“三十二人”，其中便有孔子、孟子、张载、朱熹、苏轼、黄庭坚。被后世尊称为至圣、亚圣的孔、孟，曾国藩对于他们的精神气质，有一个点评：“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这个评价与孟子对君子的仪态，即有德者的仪态表述相符合。《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所谓“睟面盎背”，正是熟读深思，天长日久，气质自变，流露于外。

  读书改变气质，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个人及家族命运因读书而改变。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寒门子弟，因读书而入仕，从此改写个人命运，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比如先忧后乐的范仲淹；也有迷途知返的年轻人，因事而触动，拜师读书，终成名人，比如除三害的周处。以曾国藩为例，踏入仕途对他这样的农家子弟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符合个人及家庭的期望，也符合古代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为家为国，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为读书改变命运做了很好的诠释。

  古人云：“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无论是提高个人学问道德，还是改变个人命运，或是有机会从事利国利民的事业，读书都是件一本万利的事情。因此，曾国藩不遗余力倡导耕读孝友家风，总结发扬的家训“八宝”以“书”为第一宝，“书”即读书；“八本”前两“本”都与读书有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原载《天津日报》，作者为李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