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今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今年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正在经历新的调整与转变。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怎么干？本书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领衔解读，黄奇帆、黄汉权等知名经济学家执笔，从守正创新与改革发展、宏观经济与预期管理、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与区域创新五大部分展开深入剖析，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问题挑战和发展方向作出全面分析，帮助你读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精准把握当下及未来发展机遇。

  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

  202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消费列为九项重点工作之首，相关部门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扩需求、稳增长的政策举措。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经济2025：稳预期、促消费与扩内需》一书的序篇中提到，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并且国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严重滞后，无论是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城市居民，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开支压力巨大。刘世锦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近年来加速推进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仍处低值。

  基于此，刘世锦提出建议，拉动消费应当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依托，积极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服务消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权利平等；创造条件改善以农民工群体为重点的中低收入群体经济水平。

  刘世锦同时还认为，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目前采取适度规模的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但刺激政策本身具有成本，还会带来一定代价，所以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因此，要真正意义上促进消费，提振内需和产能，还是应当通过根本性、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结构性改革入手。

  《中国经济2025：稳预期、促消费与扩内需》这本书收入多篇高层次智囊、知名经济学家的分析专文，从守正创新与改革发展、宏观经济与预期管理、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与区域创新五个方面纵论中国经济热点。书中内容由多位权威作者分别写成，视角和理论观点各异，其中不乏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的辩论，可以加深读者对于中国经济复杂性、宏观面以及未来走向的认知理解。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认为，稳定经济增长、防范和化解风险，需要在三个领域推行“先立后破”的改革思维，包括稳住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变革；发行超长期国债，破除依靠城投公司补充地方财力的发展模式；堵住资本市场制度性漏洞报告，加快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宏观政策要纳入宏观环境考量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撰写的专文提出，讨论宏观政策得失，需要纳入具体的宏观环境。文中援引了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指出，如果将宏观经济当成微观经济来理解，就会出现很大偏差，“微观经济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生活在一个他所不能控制、只能被动接受的外生经济环境之中。哪怕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其经营活动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企业家的决策往往更需要考虑如何被所处经济环境所影响，而非反过来影响外部经济环境。

  徐高引用这番观点的意思是说，很多人讨论宏观政策，“喜欢讲政策空间，认为政策要留有余地，不能把‘弹药’用尽。这种讲法反映的就是把宏观经济当企业来看的微观思维。其潜台词是，政策的‘弹药’是给定的，只有这么多，用一点就少一点，所以得省点用；要是把‘弹药’用尽，政策就难以为继的，甚至还会搞出问题”。因此，“在微观经济主体那里很有道理的‘量入为出’的逻辑，搬到宏观政策上就可能出问题。当宏观经济陷入需求不足的低迷状态，政府如果量入为出，因为财政收入的下降而减少其财政支出，则民间的收入和支出会进一步下降，进而让财政减收压力变得更大”，从而传递出更为明显的收缩信号。

  当然，这并不是说刺激政策具有神奇效果，不会遇上应用极限。徐高还指出，刺激政策的真正约束在于供给能力，如果超过供给能力持续刺激，就会带来需求拉动型通胀，让物价不断加速上升。

  发钱、减税，还是基建投资更能拉动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专文中谈到，目前经济学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也就是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就必须显著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但政策指向的重点是刺激消费还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上存在分歧。他指出，目前经济增速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确实是消费需求疲弱，但学界提出的很多主张都有局限性——比如通过社保体系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五险都以精算为基础，财政政策不应轻易改变其规则，但可以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并且继续逐步提高财政在低保中的支出水平。此举的问题在于，这一改革对于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可能作用甚微。

  一些学者曾建议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余永定同样怀疑其成效。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与GDP之比，分别是23%和14.4%，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偏低的，更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所以能挖掘出多大的减税空间是令人怀疑的。余永定进一步指出，中国税收以增值税为主，考虑到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减税可能伴随着征税力度的增强，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减反增。同样，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占比为8.2%，以2023年中国税收总额18.1万亿元计算，因而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缴起征点确实具有社会意义，但这并不足以拉动消费。

  还有学者建议给居民发钱。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给二孩、三孩家庭发放高额津贴，不仅有助于拉动消费，还将拯救下滑的生育率。对此，余永定持怀疑态度。实际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类似的政策都清晰证明，虽然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一次性发钱可能造成的高边际倾向会下降，也就是低收入群体仍会精打细算将钱存起来。

  余永定认为，中国当前不仅需要刺激消费，而且仍需继续加大基建投资，但这里所说的基建投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饱受诟病的“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等），应当围绕改善生活环境和发展环境，有助于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而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比如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的短板尤其是北方城市的这方面短板，需要尽快补齐。还有城中村改造和旧住宅改造、教育医疗养老和循环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基建投资，以及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相关的研发基地、厂房、实验室和装备等方面的投资。

  （原载《天津日报》，作者为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