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阳县是一块红色的沃土，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彭德怀、罗荣桓、郭沫若、王震、傅秋涛、钟期光、张体学等革命前辈先后在这里浴血奋战，领导崇阳人民开展革命斗争。记者从崇阳县有关史料上了解到，在这块红色沃土上崇阳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有彭制、王佛炳、刘光前等5名中共崇阳县委书记和1.6万余人为了党的事业长眠于崇阳的青山绿水……
在崇阳县天城镇白泉村雷霖澍(化名为邱平)的一大家庭中，他自己参加新四军，为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地下党员，秘密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姐夫赵斌甫(化名为路平)为革命光荣牺牲；小妹原名雷雪英（化名薛平）为革命忍痛割爱，将未满月的婴儿托养农家，等革命成功寻找时，才知道孩子三岁时患病去世了；妹夫饶国树化名李平，曾任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曾把驳壳枪藏在佛像的肚子里；母亲王良喜为掩护、救助地下交通联络员而入狱……
雷霖澍老人一家抗战爱国的英雄事迹早有所闻，国庆前夕，记者一行慕名采访了他。今年99岁高龄的雷霖澍老留着银白须发，赤铜色的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老人精神状态好，只是耳朵有点背，采访时他穿起当年的八路军军装特别高兴。
雷霖澍介绍，他老家居崇阳隽水河西岸白泉村的一个小山冲——官塘冲，独门独户，东离崇阳县城五华里，南距崇(阳)通(城)公路二华里，北临崇(阳)蒲(圻)公路四华里。因处于敌人占据的点和线相连的夹角中，加之隐匿于丘陵起伏的密林丛荫之中，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当年，敌人虽常骚扰于邻里，却极少入冲，可谓“置之于险而不险”。
1938年11月鄂南地区相继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鄂南中心县委在各县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鄂南的崇阳县因在鄂、湘、赣三省接壤处，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的必经之地。崇阳的(隽水)河西地区，则有中共湘鄂赣特委(在平江)、鄂南中心县委(在咸宁)及日后与鄂豫边区党委(在江北)联系的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
雷霖澍，化名邱平： 发展地下党员、开辟根据地，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离休自建家庭革命历史纪念馆
雷霖澍，1920年1月25日出生于崇阳县天城镇（原大桥乡）白泉村七组，1984年从武汉市硚口区国税局离休。
雷霖澍说，父亲是个木匠，家庭贫苦，过世得早。8岁时，他在崇阳中心小学念书，一位周姓的老师除讲文化课外，还给他们讲历史、时事课，那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发出他爱国报国的热情。
雷霖澍19岁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河西特别党支部组织委员，后来参加新四军。
1939年3月，中共鄂南中心县委的领导同志，为了隐蔽和护送途经崇阳南来北往的同志，决定在河西地区设一个地下联络站，由于雷霖澍家的政治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合适，地下联络站就设在他家。
雷霖澍说，当时大姐雷秀英刚出嫁，二姐夫赵斌甫是河西特别党支部负责人，大妹雷凤英和二妹雷雪英都是党员，一个侄儿为人老实，很自然他全家都成为站里未被任命的工作人员。
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特殊使命让他一大家人和联络站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了。
“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反恶霸，传播党的知识，布设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开辟新的根据地，传播火种。当时条件很艰苦，国民党占领的地方情况错综复杂，特务遍布，弄不好就被抓捕，可谓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雷霖澍说。
记者问起雷霖澍老人，为什么一家人名字时后面都有个“平”字？老人说，当时组织活动隐蔽，要求每个党员都起个化名，很多同志不约而同地化名某“平”，这个“平”字，呼出了自己的心声——赶走侵略者，收复失地；要为民鸣不平，为国鸣不平；要和平、要民主、求解放的强烈心愿。
离休后雷霖澍竭力建起家庭革命历史纪念馆——忆源楼。雷霖澍介绍，忆源楼既是物质文明又是精神文明的产物，不只是他一个家庭的革命历史馆，亦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千千万万个家庭革命历史的缩影。一定要把它当成青少年成长的摇篮，继承好，利用好，珍惜好，一定要把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雷霖澍一生为党为民沥尽心血。如今虽年事已高，仍保持着共产党人积极乐观的精神，闲时写诗作赋，向党建言献策，被武汉市委组织部、武汉市老干局评为最佳“长寿之星”、“有为之星”。
母亲王良喜 曾为掩护、救助地下交通联络员入狱，坚贞不屈，被地下党称为未经任命的联络站长
母亲王良喜，1896年生于崇阳青山一个秀才家中，童养媳出身，受尽了旧社会的折磨。她为人勤俭忠厚，仁慈好善，以自己的言行为儿女们上了做人的第一课。
母亲见革命同志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杀，躲藏到家里，十分疼爱。白天他们隐蔽在对面山上，母亲给他们送茶送饭，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如腊肉、米酒和鸡蛋，她自己舍不得吃，总是留着招待革命同志。
有一次，地下党员黄全德脚上长恶疮，青年部长潘际汉害伤寒，被抬到她家休息。不料刚进门，打劫的日本鬼子从苏家窜了过来。黄、潘二人躺在担架上，不能走，无法转移。当时还住有几位从湖南转移来的地下党员。
黄全德急中生智，叫两个妹妹将他们的手枪藏到草堆中后，迅速带着其他同志往后山撤，他们装作过路歇脚的，让母亲先离开家。
听到日本鬼子在吼叫着，母亲放不下心，从容地回来了。
鬼子即问母亲：“这是中国兵?坏坏的!”
“我不在家，他们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母亲坚定回答不知道。
日本鬼子哪里肯相信，对母亲又打又骂，并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后又将母亲和黄、潘两同志一起逮捕到县城，关进了伪侦缉队，进行刑讯逼供。母亲被打得鼻血直淌，宁可自己受苦，也不说出革命的同志来。最终保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的领导同志。后来党组织通过打入敌伪中的地下特别党员才将母亲营救，地下联络站也保留下来了。
母亲出狱后，仍旧一次次地接待、护送、转移地下党的同志安全脱险。
为了使河西特别支部办的党训班顺利完成学业，母亲不仅在物资上予以资助，还坐在大门口石墩上，以赶鸡为名放哨。“一家之主”的母亲，支持着站里的工作，一直和儿女、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舍生忘死。由一名普通农村妇女，成为一个有政治觉悟的人，为中共鄂南崇阳河西地下联络站、为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此，同志们都认为她是一位“未经任命的站长”。
国民党顽固派为逮捕母亲在外革命的儿女，监视母亲行动，派谍报组前来取闹，逼母亲“交待”，母亲始终守口如瓶。特务将她侄孙抓走，要母亲拿钱去赎。母亲被逼，无奈只好卖掉青苗地，用百余元现洋把侄孙赎回来。
孤苦的生活，恐怖的现实，啃噬着母亲的心。白天忙做事，夜晚思亲人，常以泪水洗面，盼望黎明。
雷霖澍兄妹撤出后，谣言四起，有的说被打死，有的说全都当了官。有不明真相的人打击母亲说：“儿女当黑兵，打死了话该!遭了报应。”母亲如何能为之辩解？只有地下党组织和一些知情人在暗中保护安慰她。母亲历尽艰辛，受尽磨难，保住了党的秘密，保住了地下联络站。
当时有好心人捎信给母亲，说儿女在外干得很顺利，总有一天会胜利归来的。
为了坚持到革命胜利，为了能与儿女团聚，她顽强地生活着，没有吃的，到地里捡红薯叶度日。
一直盼了8年半，1949年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全国解放了!解放后，母亲王良喜获得了党和政府的表彰和关怀，给她以“中灶”的供给待遇。但母亲身心长期遭受摧残，病魔缠绕，于1955年5月过早地辞世了。
姐夫赵斌甫，化名路平 曾任中共崇阳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春不幸牺牲，年仅 22 岁
赵斌甫，1919年出生原大桥乡白泉村赵家。禀性坚强，诚实、刻苦，思想进步，政治觉悟高。曾闻听中共党员董必武在蒲圻县办乡村师范，他只身应考。
1938年，年仅19岁的热血青年赵斌甫，追求的理想如愿实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隽水河西支部和特支书记，河西联络站长。1939年，参加秘密设在华陂吴城舒家的党训班。按照县委的部署，组织向县城发展，向西庄畈发展，以便在大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赵斌甫不顾个人的安危，通过在河西秘密的地下联络站，沿国道在石城湾、城关、龙背，建起了秘密联络点，发展了10多名党员，4月份还发动群众，成立了农民自卫会。
1940年10月鄂南抗日挺进队向崇阳挺进，赵斌甫发动10多人参军，含泪告别病危在床的父亲和怀有身孕的妻子，加入挺进队。在挺进队，赵斌甫常常带着一支手枪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探听情报，打击小股敌人，除奸反霸。战斗在崇阳蒲圻、崇阳通城敌人的据点。11月，赵斌甫在参加桃花山的战斗中时，部队被打散了，他虽身负重伤，仍带领少数战友突围。
1941年，赵斌甫任鄂城县樊口鸭儿湖区委书记，鄂城县委政工部长、机关党总支书记。农历5月，鄂豫边党委决定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指示鄂南中心县委派送骨干分子分别返回鄂南各县恢复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任务繁重，情况复杂，党组织调王佛炳任崇阳县委书记、赵斌甫任组织部长。赵斌甫从鄂城华容出发，步行回崇。农历五月初六日深夜抵达崇阳洪上，因保长告密，被伪顽军蒲圻八支队包围，在洪上三眼桥牺牲，年仅 22 岁。
赵斌甫爱人雷秀英身怀遗腹子，后艰难地把他抚养成人(现在海军政治部退休)，她英勇无畏地战斗在敌后，一直坚持到解放。
“赵斌甫牺牲后，当时坟墓安葬在原大桥乡白泉村七组陈家屋附近，后来移迁到烈士山。”采访时，该村70多岁的黄克甫老人向记者介绍。
如今在崇阳县天城镇白泉村境内的汪家咀山上烈士陵园，人们习惯称“一中烈士陵园”、“西门烈士山”。赵斌甫烈士长眠于此。
小妹雷雪英，化名薛平 忍痛割爱，为革命将未满月的婴儿托养农家，革命成功后寻找时，获知孩子三岁时患天花病去世了
薛平1924年出生，与李平结为革命夫妻。年幼时与同龄的孩子一样，帮家里挖野菜、打猪草、车水、插秧、割谷，样样都干。
日本鬼子占领家乡后，薛平耳闻目睹乡亲们惨遭蹂躏，对日寇非常仇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幼小的薛平随全家逃难到青山大眼泉，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三天三夜。
薛平从小在家里联络站频繁接触地下党过往的革命同志，受到熏陶和教育，她和姐姐胡平深深地懂得，只有跟党闹革命，天下穷苦人民才有出路，才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
“雪英娭毑年轻时闹革命，打仗真是勇敢。当年听到有关雪英抗日打仗的事后，本村的一位青年跟了她去，在一次战斗中，看到雪英拿起枪，拼命地往前冲，真是不要命。”白泉村70多岁的退伍老兵陈伯山向记者介绍。在当地，一些相关雷雪英革命抗日的故事经常传颂。
1946年5月，中原地区形势紧张，组织上作了突围前的准备工作。安排一些干部化装去其他解放区。组织上原决定李平和罗通同志在湘鄂赣边打游击。后因环境恶化，中央决定干部和部队一起转移。确定薛平夫妻一起走，由解放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团政治处主任李子明护送。
薛平留一短发，与扮成教书先生的李子明冒充夫妻，爱人李平充当表兄，穿一商人装束，假装护送表妹回老家，从宣化店出发，绕道山东军区乘海轮抵丹东进入东北。一路上，凭着过人的智慧，化险为夷，闯过了重重关卡。30多天的步行、爬山、坐驴车、马车，虽说薛平是有身孕，晕车晕船，呕吐厉害，靠着惊人的毅力，历尽周折到达哈尔滨。
还有一件令人心痛不已的事情，薛平为了革命，减少组织的麻烦，薛平第一个孩子生下未满月就托养在一农户家，在烽火岁月，明知是凶多吉少，她毅然忍痛割爱。后来部队南下才有机会去寻找孩子，谁知道孩子在三岁时患天花病死了。
薛平的化名一直沿用到终身。她1939 年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调鄂豫边区党校学习。曾在武昌、咸宁地区任区委组织委员、书记。1944 年调边区党校整风班学习，任班长，后随解放军 359 旅南下湘鄂赣边区。中原突围前化装北上，任东北粮食总局训练班主任、东北粮食制粉厂经理。l949 年南下湖北，历任航运局人事科长、办公室主任、人事教育处处长，省交通厅人事、保卫、教育处长。l981年离休，2016年去世。
（相关事迹详见《中原女战士》下辑《崇阳一家的“三平”》
妹夫饶国树 化名李平 曾任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后任鄂南挺进队政委，曾把驳壳枪藏在菩萨的肚子里
李平，蒲圻人，与小妹薛平结为夫妻。曾参加延安学习，聆听过毛主席的报告，让他深深地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崇阳的方山，有一座古庙在半山腰，在土地革命时期，它是红军的一个落脚点，1932年李平随红军进庙时结识了蒲圻老乡邓法师。庙里有40多位和尚、尼姑，他们下山化斋办事时，把哪里新设了敌堡，哪里增添了新哨，哪里开来了顽匪等情况提供给李平。
李平化装外出时，一定得把枪支和武器收藏好。带不走的枪支，就打上机油，用旧布匹包好，沉放到庙前的水塘塘底，回来时捞起来擦了再用。
有一次事发突然，临时把驳壳枪藏放在泥菩萨的肚子里。当敌匪搜查时，没有查出来。有一个小和尚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了枪，吓了一大跳。邓法师急步上前，语重心长地对小和尚说：“不要怕，这是打日本鬼子的，是为了解救受难百姓的，是神枪。共产党的队伍除恶行善，军纪严明，菩萨会保佑红军得天下！”
李平的挺进队伍活跃鄂城、武昌、咸宁、蒲圻、崇阳、通山、通城、湖南临湘，与8个县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整顿和健全地下党组织，收拢了原来的疏散人员，恢复和发展地方武装，开辟了新的工作点，建立了长江之滨通往咸、蒲、崇的地下交通线。
1939年7月，李平继续以鄂南党组织的负责人身份，同黄全德、王佛炳、潘继权、张曙光等分别在各地暗中活动，陆续建立了北起京山和大悟的根据地，南至湘鄂赣边区的地下交通网，担负着收集情报，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和学生，宣传群众，发展和扩大武装等任务。
抗日挺进队在鄂南搜集大量敌人情报，沉重打击敌、伪、顽：崇阳八斗山的伪联保主任与日寇沆瀣一气，欺压百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蒲圻金丝观敌伪设立税点，占据交通要道，敲诈勒索群众，给日寇通风报讯，破坏地下抗日工作……这些罪大恶极的恶霸都得到应有惩处。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山里出了共产党的好队伍。
李平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环境中，使抗日烽火在湘鄂边区熊熊燃起。
解放后，李平曾任省交通厅副厅长、省水产局局长等职。
记者手记
悠悠白泉，崇山峻秀。崇阳每一寸土地都洒有革命先烈的鲜血。英雄浩气万古长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抗战老兵雷霖澍大家庭中为革命求和平，抛头颅，洒热血，忠心报国为人民的事迹谱写了一部光荣的家庭史册，同样铸就了革命先烈英勇献身的丰碑,是革命的丰碑，历史的丰碑！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的和平，明白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让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激励更多的后人为强国梦、强军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