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齐梁文风的代表人物

  著名书法家、湖北省书协主席徐本一先生初从李北海得笔法，继而上溯三代吉金文字，下窥明清翰墨。其自幼受曾祖徐庚福指导，尤擅行草，规模"二王"体势，参悟北碑意趣，力主情性，师法自然，所作或清真雅淡，或质朴遒劲，各具风姿。后终成书法大家，李邕可谓启蒙之师。

  他参悟道：“临帖是一种与古人的对话，在不断的对话中，你可发现古人的心智与情性，以及技术上不可言传的微妙。”这充分说明李邕的书法成就对后世依然有极大的影响力。

  李邕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武后至玄宗朝前期，即初盛唐之际。从文学思潮方面来说，其时正围绕齐梁文学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是沿袭齐梁柔弱靡丽的文风，还是对之持批判矫正的态度？形成为尖锐对立的两种文学观。

  著名的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陈子昂，正是这一时期批判齐梁文风的杰出代表。李邕比陈子昂小16岁，二人同样都是年少即负文名而进入仕途的才士。

  李邕虽然没有明确地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议论，但从创作实践上看，改革文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早在隋代，就有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批判齐梁文学“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指斥梁代君臣的创作“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陈子昂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则表达为“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直至中唐，以韩愈、柳宗元为杰出代表，不仅以其鲜明、系统的理论主张，而且还以其辉煌的创作实绩，将这场历时近二百年改革文风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场运动中或有论诗论文的不同角度，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即要求扫除那种空洞浮华、柔弱靡丽的文风，建立内容充实、格调高昂、情思壮大的文学创作风尚。专从文章的角度言，这就是历史上称作的“古文运动”。

  日本著名学者气贺泽保规认为：安史之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使得唐朝处于濒临灭亡的危机境地，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唐王朝却又稳住了阵脚，竟然又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命脉。究其原因，应该说与蕴含在唐朝内部的柔性结构所具有的强韧性有关。

  为什么隋唐王朝可堪称为东亚世界的中心？正如内藤湖南和陈寅恪以来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其最大的原因正在于胡族与汉族的问题，即隋唐王朝乃是胡汉两族融合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不同的民族之间一旦结成了平等的关系，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国力就会增强，文化就会提高，进而才会影响至东亚诸国。

  唐王朝维续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之久，其间的初唐、盛唐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大体上是建立在中国人民愿望之上的。

  （二）赋体的改革和创新者

  李邕文章具有气势浩然、格调高昂、情思壮大的特色，这乃是改革齐梁文风最根本的追求，此其一。其二，在李邕的创作实践中，还可以发现若干具体的表现。赋是南朝至初唐最为盛行的文体，咏物之赋是其中突出的一种类型。但自齐梁以来，咏物赋往往是就物写物，不过借以堆砌事典，炫耀辞藻而已。它渊源于荀子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仿《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著名的代表作。

  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有相似性，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李邕虽然沿用赋体，却大约是借物来比兴寄托，抒发个人的抱负和情怀，甚至抨击时弊。这和齐梁咏物赋的风格是迵然不同的。正如陈子昂批判齐梁文学所言，“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邕是赋的改革和创新者。

  李邕的《春赋》则云：我圣君大抚万国，肆觐群后，受天之禧，嘉岁之首，文物粲於南宫，兵戈森於北斗，揽百辟以同心，贡千春之遐寿。於是明诏有司，摅求时令，迈惟一之德，究吹万之性，剿土木之庶功，阜稼穑之勤政。虽然是歌功颂德之词，但心怀天下，气象恢宏，于游春之时，寄予着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希望，这已远非梁朝君臣一味的嬉戏娱乐可以比拟。接着又写道：第高公族，鼎贵侯家，丹楼缠於御道，画阁耸於朝霞，明珠买妾，黄金掷（圭黾），列行游衍，直视骄奢。夸浮?之宝骑，顿流水之香车，漫平郊而藉草，总上苑而观花，飞鞭蹴鞠，旋舞琵琶，麾戚里之途远，驻长安之日斜。岂知夫东门在野，北渭需沙，散归?之邵父，隐养正之姜牙，趣下里之潦倒，喧乐士之繁华，苟炙背而垂钓，但开田而种瓜。

  对公族侯家等贵族阶层骄奢淫逸的生活予以讥刺，最后写到“野有遗贤”，讽喻在这万物得时的大好季节，不应该让贤能之士背时倒运，流落郊野而怀才荒废，与开头歌颂圣君的博大心怀相呼应，进谏劝讽的意思是较为明显的。

  （三）政治技术层面的平庸者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从来没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哲学的话，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哲学。

  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按照这一理解，哲学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无非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本原的意义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我们的意识决定了存在，还是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意识。

  但就东西方哲学史的实际来说，从来不曾有过仅仅为了说明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哲学，从思想家开始进行哲学问题的讨论那一刻起，优良的社会生活便是他们核心的主观追求。李邕在政治技术层面是一个平庸者，故与他的性格有着深层的关系，他不能韬光养晦。甚至张扬自己有丞相之才，这是极其危险的。

  李邕之死与玄宗朝的立嫡之争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奸相李林甫以“交构东宫”的莫须有罪名，先是杖杀了左骁卫兵曹柳勣等一批在京官员，接着又派爪牙赴青州杖杀了时年七十三岁的文坛领袖北海太守李邕。

  《旧唐书.李邕传》记此事如下：天宝初，为汲郡、北海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五臷（746年），奸赃事发。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勣马一匹，及勣下狱，吉温令勣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爽驰往就郡决杀之，时年七十馀。

  据旧史记载，则李邕只是因为与柳勣过从甚密，柳勣下狱后受株连而死。但柳勣一案的真相究竟如何？“议及休咎”到底涉及哪些宫闱秘事？旧史对此语焉不详。

  《新唐书.李邕传》载此事略有不同：以谗媚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天空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尝遗勣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传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爽就郡决杀之，时年七十。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听在贿谢畋游自肆，终以败云。

  《新唐书》基本抄袭《旧唐书》的史文，只是增加了李林甫因忌恨李邕而故意罗织罪名一句，对李邕的死因同样语焉不详；并且还对李邕不治细行的豪奢作风略致不满之辞。

  《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六载”则揭露了此冤案背后的内情：以谗媚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天空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尝遗勣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传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爽就郡决杀之，时年七十。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听在贿谢畋游自肆，终以败云。

  《新唐书》基本抄袭《旧唐书》的史文，只是增加了李林甫因忌恨李邕而故意罗织罪名一句，对李邕的死因同样语焉不详；并且还对李邕不治细行的豪奢作风略致不满之辞。《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六载”则揭露了此冤案背后的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