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初三语文课本有一篇《范进中举》让我极为深刻，也曾把范进的事例示引为自我求进的标杆。不日前通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全篇 ，深入了解后，为自己早前的想法深感惭愧了！

  范进中举后，不知廉耻地向人索要；做了学道后，假公济私，为功名利碌不顾书生之德；更为可悲的还在后头，《儒林外史》第七回中讲到，范进听一个少年慕客讲笑话：“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范进居然不晓得人家说的是笑话，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这就是范进，一个做了山东主考官的学道，竟然不识宋代大文豪苏轼为何人。进考二十多次，数十年的修读，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科考中，所有的学识仅是八股时文，愚昧到知识匮乏，腹中无华。也许于范进本人而言，五十三岁还是童生，面黄须白走进考场，向岳父胡屠夫借盘缠赴考，岳父动口就骂“他尖嘴猴腮，该撒泡尿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到他中举后，转口又夸他是文曲星，口里声声直喊他是“贤婿老爷”，趋炎附势的本色，虽然非常辛辣地嘲讽了当时的科举制度，但范进终究还是一介书生，应有书生之本。

  我想起另外一位书生，汤显祖。汤显祖五岁能对联句，十四岁补为诸生，二十一岁中了举人，但在进士科考中却是屡考屡败，直到三十四岁才以第三甲第211位的排名中进士，因汤显祖性直，不与腐败官僚合污，故中进士后苦等一年，才在掌管礼乐的太常寺谋得一个闲职。纵是这样，他也是官闲志不闲，以措辞激烈的论点抨击朝廷大员，因这耿直的性格，他的仕途一直颠簸，加上爱女夭折，恩师罢官，官场腐败的黑暗，汤显祖选择了辞官归隐。

  宋元时期的一些戏曲，只是早前市井之间勾栏瓦舍中传唱的小道曲，属于俗中又俗的文学。到了明代，已无仕途进取心的汤显祖，以点石成金的圣手，依此创作出了《牡丹亭》《邯郸记》等四部高雅精致的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戏剧。 至今，不少中外学者仍然喜欢把他和莎士比亚放在同一平行线上作比较。

  范进与汤显祖都是书生 ，前者活在故事里，后者活在现实中，但作为明清时期中的两个传奇性的人物，本没有可比性，只因为他们同时都活在过去式，同曾为屡考不中后得仕途的书生。前者把雅的东西俗了，数十年寒窗一朝得意，多么励志的故事啊！就故事本身，可以激发后人在寻梦之路上的坚守。如果他能珍惜来之不容的这份荣誉，好好把握余生的这份光耀，会让人致以最祟高的敬意！而后者把俗的东西雅了，汤显祖官场上的不得志，并没有让他愤世嫉俗，他在俗与雅之间互动，使书生之名长清，而自己，生生世世曲音不息。这，正是我们须学习的。

  我们出生在如今的这个年代，虽然跳出了八股科举怪圈，但十几年苦读，只为拼得一个理想大学 ，除了读书，家长什么也不让孩子做 ，孩子则对父母的付出认为是理所当然，等孩子走出社会，这个顶着闪亮光环的庞儿，又成了生活中的低能儿，而这，与再版范进有何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