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陈野带领第一批文化部机关的同志到向阳湖干校劳动锻炼，当时她的心情是愉快的。然而，好景不长，1970年初，她突然被隔离审查，硬说她参加了反革命“五一六”组织。当时军宣队和文化部的一些人组成了“专案组”，在审查她时，还对她说：“你是受蒙蔽参加的‘五一六’组织，只要你说清楚了，就没事了。”这话说得多么轻松，实际是个大骗局——

  后来，专案组每天对她逼供、诱供、折磨、谩骂。她哭！每天泪流成河，反复辩解说：“我没有做过的事，叫我怎么承认啊！”

  大约僵持了十天后，专案组的人突然又把她押到审讯室，一个人挽起袖口恶狠狠地说：“我就不相信攻不下你这个堡垒！”他们三天三夜，没让她离开那个小板凳。审讯的人轮番换岗，不停地谩骂、诱逼，将她整得昏昏沉沉，刚要睡着倒地，又被一脚踢醒。直到后来竟出现了幻觉，颤抖地握着笔，吃力地写下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认罪书……

  他们把笔和纸拿走后，接着非常严厉地质问：“你参加‘五一六’后，还发展了什么人参加，把发展的人名说出来！”朦朦胧胧中，她编造发展了佟韦、蔡歧青两人，他们还要逼她交待其他人，但她眼前一黑，坐在了地上……

  经受不住这样的折磨，她想到了上吊自杀——许是命不该绝，她被一个勤杂人员救下。

  当时，她的脖子和咽喉都被绳子勒肿了，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说话，军宣队的某位领导却令她笔直地站在审讯室，并恶狠狠地说：“你已在白纸上写下参加‘五一六’的认罪书，玩弄任何花样都是推翻不了的。”从此更是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迫害。

  她感到自己跳进黄河再也洗不清了。上吊自杀不成，就想到绝食自杀。当陈野拒绝进食、声称绝食抗议时，专案组一位叫章丽的老同志就悄悄地告诉陈野，要相信党，问题肯定会解决的，没有充分的证据，单凭几个人的口供是定不了罪的。章丽的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她的心，并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后来，政治斗争不再那么突出。她的案子自然也转到湖北军区军宣队承办，最后不了了之。1973年，连里恢复了她的党组织生活，党支部将那几箱材料和她档案中的不实之词一并销毁。1974年，她返回北京，被安排在文物出版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