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向阳湖某荒湖的泥潭旁有一个窝棚，住着时任国家电影局副局长、60岁的司徒慧敏。因为他是“中央专家组”审查对象，必须与其他战士隔离，只能享受这一“待遇”。

  他一人负责种植3亩菜地，每次试种新品种，他都从育种、施肥、栽培、除虫等方方面面认真试验和记录。他家保存的笔记本记录了1971年每月的收获情况，其中最高的一个月收获鲜菜15428斤。种出这么多的菜，还要一担担挑到食堂，这对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该要付出多大的劳动量啊！

  虽是独守窝棚，但他并不孤单。干校军代表不准“五七”战士接触他，但当地老百姓从不把他当外人。

  当时战斗大队官庄丘弯农民黄自勉也在湖地工棚里看管100多亩湖田，两棚相距10来米远。黄自勉经常带着儿子黄希华到司徒慧敏的工棚去聊天，一来二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司徒慧敏回京前对黄自勉说：“把希华送给我做儿子吧！”但希华舍不得离开父母，只好作罢，至今他还感到有些遗憾。

  司徒慧敏热心快肠、乐于助人，附近农民都很敬重他，每逢年节，都抢着请他到家中吃饭，而且让他坐上席。有孩子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找他，他一一帮助解答，还教孩子们学英语，给他们讲故事。有一年夏天，司徒慧敏挑水浇菜，因中暑倒在小路上不省人事。附近少年黄自信发现后，找来几个村民将他抬到连部医务室，经抢救后才苏醒过来。司徒慧敏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村民救了我，我可能就葬身在向阳湖了。”

  1972年下半年，带着无限眷恋，司徒慧敏离开了向阳湖。回京后，他念念不忘当地百姓，多次写信邀请他们去北京做客，并经常给一些村民寄来书籍、钢笔、皮鞋、收音机、营养品等。一次，向阳区甘棠乡政府写信给他，请他帮忙支持一台电影放映设备。收到信后，他立即安排有关单位无偿寄来了两部3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这样高档的放映设备，在当时的咸宁还是首家，市乡干部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