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超标、公车私用等问题历来为国人所诟病。作为对群众意见的反馈，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也相继发文提出公车改革。站在民间社会的角度，公车改革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广泛关注，无非说明人们对于公车改革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毕竟，公车改革从根本上牵动国人的利益，关注它就是关注自己，这也从根子上决定了任何关乎公车改革的消息都可能引发舆论沸腾。

  其实，在公车改革之路上，我们缺少的并不是法律文本，而是对法治规则的信仰。事实上，自1988年《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发布以来，转眼20多年过去了，至今若算上各地方省市出台的限制公车规定，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但公务用车在采购、使用、维修中的诸多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无不提醒我们，公车配备标准不仅要成为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制度规范，更要施以严格的执行和监督。

  说到底，中国的公车改革真正欠缺的不是“广告”，而是“疗效”——看公车问题能否被较好地解决，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各公务机关的自省，靠接连发文也还远远不够，关键还在于怎样落实对违规者的严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