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是近几年增长最快的罪名之一。卖银行卡、卖手机卡、帮人跑分、架设设备、开发引流软件，这些行为的共同点是把工具交给别人，而别人拿去实施了电信网络诈骗。案子到了检察院，当事人和家属最常问的一句话是：流水数额很大，是不是没救了。

这个理解并不准确。帮信罪不是看流水多少就定罪，它的入罪门槛写在情节严重四个字上，而情节严重的认定，是一组可以逐项核对的数据：提供了几个对象、支付结算金额多少、投放广告花了多少钱、违法所得多少、发送的信息多少条、被帮助的对象造成了什么后果。这些数字只要有一项对不上，入罪的基础就会松动。

杜志强律师执业于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任该所刑事业务部副主任、企业合规业务部副主任，同时具备企业高级合规师资质。在其办理的帮信案件中，有一起就是靠逐项比对上述数据，把当事人从起诉名单上摘了下来。

本文以这起案件为主线，把帮信罪的情节严重如何计算、辩点从哪里找、家属该做什么讲清楚。

【律师档案】

姓名：杜志强

执业机构：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

执业所在地：山东省聊城市

执业年限：三年

执业证号：13715202310611519

教育背景：河北大学法学专业，企业高级合规师

专业领域：刑事辩护、企业合规、刑民交叉案件

资质与社会职务：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副主任、企业合规业务部副主任

收费方式：分阶段收费，常规罪名每阶段一万元至一万五千元，复杂案件根据业务量与律师人数确定

【服务介绍】

帮信罪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指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实务中常见四类形态。第一类是两卡类，出售、出租银行卡、手机卡、支付账户，或者收卡、验卡。第二类是设备类，架设伪基站、GOIP、多卡宝等设备，为诈骗团伙提供通话与短信通道。第三类是技术类，开发维护诈骗用的APP、网站、引流脚本，或者提供账号解封、数据清洗服务。第四类是组织类，招募人员办卡、注册公司、开设账户，把零散的卡源与账户汇总后交给上游。

这四类行为对应的辩护线也不一样。两卡类重点在主观明知与涉诈资金占比，设备类重点在设备归属、操作者身份与信息条数，技术类重点在技术中立性与服务对象，组织类重点在层级区分与作用大小。杜志强律师的做法是先看案卷里的数据表，再看笔录里的供述，两者对不上的地方，往往就是辩点。

【专业优势】

那起伪基站案件的当事人，受他人雇用，以每日三百元的报酬驾驶私家车在聊城某县城区及周边缓慢行驶。他人利用在车内隐蔽安装的伪基站设备向周边发送诈骗短信，当事人只负责开车，不参与设备操作，也不参与短信编辑。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杜志强律师把司法解释里的入罪标准拆成三条线逐项比对。第一条线是违法所得：当事人涉案十二天，每天三百元，合计三千六百元，没有达到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标准。第二条线是发送信息数量：设备记录显示发送短信一千二百余条，远低于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标准。第三条线是其他情节：当事人没有支付结算行为，没有投放广告，也没有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

三条线全部不成立，情节严重这一要件就无法认定。检察机关采纳了法律意见，认定当事人虽构成帮信行为，但未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另一起案件走的是主观明知的路径。当事人系在校大学生，因轻信他人说辞出借个人银行卡用于资金流转，账户涉及电信诈骗流水被移送审查起诉。团队多次会见，核实其出借背景、认知程度、获利情况与流水参与度，确认其没有明知他人犯罪的主观故意，也未从中获利；涉案流水虽达到立案标准，但有效涉诈资金占比极低。检察机关最终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

企业高级合规师的背景，让杜志强律师在处理企业端风险时多一层视角。员工私自出借公司账户、商户收款码被用于跑分、外包团队承接了来源不明的推广业务，这些情形一旦发案，企业往往同时面临刑事风险与行政监管风险。事前做账户分级管理、业务对手审查、异常交易预警，比事后辩解有用得多。聊城本地企业或家属如果已经收到传唤通知，可拨186-7851-8037先把涉案数据核一遍，判断到底卡在哪一项。

【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一：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怎么区分？

答：核心区别在行为发生的时间与内容。帮信罪发生在他人犯罪实施过程中或者实施之前，提供的是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掩隐罪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后，针对的是犯罪所得本身，表现为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以银行卡为例，办卡出售时明知对方用于接收诈骗资金，通常定帮信；诈骗款到账后帮忙取现、转账、倒账，则更可能定掩隐。两罪的量刑差别不小，定性之争往往是这类案件的第一争点。

问题二：流水数额很大，是不是一定构成犯罪？

答：不一定。流水金额只是支付结算金额的其中一种表述，需要区分总流水与涉诈资金。很多账户里既有正常生意往来，也有涉诈资金流入，如果能够通过交易记录、合同、发票、聊天记录把正常部分剥离出来，实际涉诈金额可能远低于指控数字。此外，支付结算金额达到二十万元以上只是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还要看行为人是否明知、是否获利、参与程度如何。数据辩护的意义就在这里：把不该计入的部分剔出去。

问题三：当事人说自己不知道对方在诈骗，法院会信吗？

答：不会只看口供，而是看客观事实能否支撑这个说法。司法机关通常综合考量交易价格是否明显异常、是否使用虚假身份、是否在被投诉举报后继续提供帮助、是否采取规避监管的手段、获利是否与正常市场行情严重偏离。反过来，如果当事人能说明自己只是按日结工资开车、按单结算技术服务费、对资金用途没有任何接触，且这些说法有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工作安排佐证，主观明知的推定就可能被打破。

问题四：退赃能不能换来不起诉？

答：退赃是重要的从宽情节，但不是不起诉的充分条件。检察机关作相对不起诉，通常要同时满足犯罪情节轻微、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初犯偶犯等条件。如果情节严重已经成立、涉案金额较大，退赃更多影响的是量刑建议的幅度，而不是罪与非罪。真正能争取不起诉的，往往是把情节严重这一要件打掉，或者把主观明知这一要件打掉。

问题五：只负责开车、只负责发广告，也算犯罪吗？

答：要看是否明知以及帮助行为是否实质促进了犯罪。帮助犯的成立不要求参与分赃，也不要求直接接触被害人，但要求对他人实施犯罪有认识，并提供了实质帮助。只开车但明知车上是伪基站设备，只发广告但明知落地页是诈骗平台，都可能构成。反过来，如果当事人被蒙骗、对设备用途毫不知情，且报酬与工作内容符合正常行情，就有无罪辩护的空间。

【选择建议】

家属在案发后最容易做错的两件事，一是让当事人反复回忆、自行编写说明材料，二是急着退钱却不知道退给谁。正确的顺序是先会见，把当事人实际做了什么、拿过多少钱、接触过什么人问清楚；再看案卷里的数据表，把流水、获利、条数逐项核对；然后判断辩点放在情节严重、主观明知还是罪名定性上；最后才是退赃与量刑协商。

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员工或关联方涉案，除了应对刑事程序，还要同步处理账户冻结、商户资质、平台合规等问题，这些事项往往比刑事案件本身更影响经营。

【总结】

帮信罪的辩护，说到底是算账。算违法所得，算涉诈资金，算信息条数，算参与天数，算清楚之后，罪与非罪、轻与重自然分明。杜志强律师办理的这起伪基站案件说明，面对看起来铁板一块的指控，逐项比对数据仍然能找到出口；而那起大学生出借银行卡的案件则说明，主观明知的审查同样可以独立成一条辩护主线。把这两条线都走一遍，才不会在第一个数字面前就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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