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开学在即，8月27日至30日是老师师德培训的时间。清早，初秋的太阳依旧火热，走进校园，老师都到齐了。会前，校长捧着一摞红色证书进来，其中居然有属于我的一本。掌声中接过证书，看到金灿灿的国徽和正下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字样，心底泛起一抹涟漪。打开证书，一行工整的颁奖语“您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三十年，为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颁此证”映入眼帘，细读，热血沸腾；凝视，心潮澎湃。

  1986年9月，我通过考试成为本村洪水铺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上班的第一天，年迈的父亲背着我的行李，校门口，两鬓斑白的老校长笑盈盈地迎接我。正值课间操，老师都在办公室闲聊，这里有年近60的老教师，也有我读小学时的班主任，还有与我一个村子的长辈，但他们都是那么亲切。学校条件很艰苦，依山而建的教室里没有一盏电灯，每到下午黑乎乎的一片；漆黑的长板凳，长课桌笨重而呆板；一截旧铁轨悬挂在办公室的走廊前。老师的寝室更是因陋就简，有的低矮潮湿，有的和教室连在一起，我和另一位女教师各住在一间用竹席隔开的房子里。

  这一年，我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我是80届高考落榜生，在家务农6年后被村小学招聘的民办教师。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初上讲台的我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晚办公时，老校长亲自打开我的课本以一篇《蝙蝠和雷达》为例，从教材的分析、备课环节到课堂实施不厌其烦地教我。不仅这样，学校还经常派我外出学习，参加不同级别的教学教研活动，学校教导主任还亲自为我讲示范课，鼓励我积极参加镇级“一堂课”比赛。记得那次赛前的试讲课上，全校10位教师都来听课，望着台下那么多双鼓励的目光，我忐忑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虽然整节课我的手心一直是汗涔涔的，但我收获了自信和勇气，尤其是老师们在评课时精准的点评更是让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后来，在全镇的“一堂课”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就这样我在几位老教师的耐心帮助和辅导下，几年工夫，我在家乡的小学一天天成长起来，1988年，我圆满地送走了首届小学毕业生，也因此荣获市级“优秀班主任”称号。

  上午的师德学习讨论正在进行中，一位和我同样教龄的教师正在发言：“今天的师德培训会上我们学习了《教育法》和习近平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尤其是这本红色荣誉证书，足见祖国和人民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赋予了我们老教师崇高的荣誉和使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散会后老师们并没有立刻离校，大家围坐在办公室分享老教师的荣誉证书。其间，有人围绕颁奖语中的“积极贡献”各抒己见，有的说怎么不是“巨大的贡献？”或“杰出贡献？”有的说“积极贡献”应该是说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许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从平凡中见伟大。我十分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他的话又让我思绪万千。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教育还很滞后，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我每月工资才40元，最多的也只有180元。但老师的教学任务却很重，每天有早晚办公，一周的课程最少15节，最多的有22节，低年级老师都是语文数学包班，一天到晚都没有离开教室，即使这样，老师中谁都没有怨言，我们吃住都在学校，白天同吃一锅饭，月朗星稀的夜晚，下办公后我们还在内操场的树下谈天说地，津津乐道一天中的班级趣事。记得那一年五年级谢老师班上有个学生在家里煮饭不小心被米汤烫伤了双脚，他爸妈不在家，年逾古稀的爷爷又背不动，谢老师毅然把这个学生背到学校，每天和他同吃同住，教室、厨房、厕所他一天要背进背出十几次。五十多岁的谢老师就像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无怨无悔。1997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老师的待遇也日益提高。然而，像谢老师这样一批为乡村教育献身几十年的老民办却按国家政策予以辞退了，当年，他们领着微不足道的补贴无声无息地回到老家……

  岁月悠悠，转眼我也在家乡的沃土上为教育事业耕耘了三十多年，然而，当年孜孜不倦的那一批老民办很多都已不在人世，我突然觉得我手中的这本红色荣誉证书应该属于曾经手把手教我的老师，属于那一批悄然“退役”的老民办。

  回到家，我把这本鲜红的荣誉证书平平整整地珍藏在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