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中国农村自下而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殊不知，把农民乃至更多的群体拉进集体生活，也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努力实践的一个方向。

  陈果夫力推合作社的方式

  国民党1927年成立南京政府初期，外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袭，内部面临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的压力以及农村经济枯竭的紧迫情况。当时欧美各国的合作社如火如荼，非常红火，国民党为改善国内千疮百孔的局面，也跟着大搞合作运动，企图在不触动乡村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用“温和的土地革命”即“合作制”来替代“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复兴农村经济，更重要的是消除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影响。

  真正在国民党政府推动合作运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应数陈果夫。1927年，陈果夫在上海亲自组建中国合作学社，主持学社事务，认为“国民党要实现阶级协调，防止阶级斗争，就应该采用合作社的方式”，他的这腔热忱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社会各界的呼吁，加之“蒋介石在谈到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合作社的重要性”，使得国民党政府自1928年起，便把合作事业，尤其是农村合作事业作为重要议题来讨论。据不完全统计，1927-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关于合作运动的法令多达40项，足见重视程度。

  集体上操集体吃饭集体劳动

  由于上层的重视，农村合作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36年，合作运动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各类农村合作社达37318家，社员增至1643670人，到1937年合作社数量增至46983个，社员21396344人。

  集体上操，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所有家庭生活在一个大集体当中，福建南平南雅镇八仙乡“合作新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合作社的样本。1938年日军侵华，福建南平还相对安全。当时这个村庄刚建成不久，两排平房，一条街道，平房整齐，街道笔直，宛如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子西口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北边是一个大食堂。

  时间是凌晨，操场上响起钟声，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操场，升旗，唱革命歌曲，做广播体操，然后涌进食堂集体就餐，再回家拿农具，然后在村长和劳动组长的带领下集体劳动。到了收获季节，村干部会按照每个人的工分来分发粮食。

  干部贪污村民怠工难以为继

  抗战前后，国民党在国统区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合作社，当时村里有“保农合作社”，乡镇有“乡保合作社”，县城有“县合作联社”，城市社区有“消费合作社”，各大工厂有“职工合作社”，买不起房的居民则在国民党扶持下陆续成立了一批“住宅同志合作社”。最后大多以失败告终。

  福建南平那种合作新村，由于分配不公和干部贪污，村民普遍产生惰性，消极怠工、偷盗公物。各大城市里先后成立的住宅同志合作社，最后不是变成开发商偷逃税费的工具，就是沦落为小官僚私分救济金的手段。以抗战后成立的“杭州市住宅第一合作社”为例，该社共有社员100人，全是政府部门干部。该社成立后，让杭州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国有土地50亩，又通过浙江省政府善后经济处申请了大笔救济款，凭着这些钱和地，顺利建成100套小别墅，然后人手一套分完。

  国民党政府企图在不触动原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以合作运动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本身就无异于缘木求鱼。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合作社日趋减少，逐至全部解体。

  （据《民国档案》、《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