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某超市售卖教师节购物卡，被指变相提醒给老师送礼。就在该卡被紧急撤下没多久，打着教师节名义的虚拟购物卡在各大电商网站上公开售卖。记者发现，这种购物卡购销两旺。不少学生家长表示，别人送我不送，担心自家孩子吃亏。（9月8日《华西都市报》）

  教师节送礼是个老“问题”，家长们“别人送我不送，孩子会吃亏”的担忧心理，更是由来已久。然而，年复一年，媒体总是在老调重弹地报道，家长们的担忧仍旧无以断绝。这样的循环，何时能够终止？

  家长们之所以选择送礼，根本上是出于对教育公平的担忧。他们无法确定：送礼与否，不会影响到教师对待孩子的态度。而且，如果孩子受到了不公待遇，校方能否不护短、能否公正透明地处理，恐怕也不是某个家长所能决定的。

  对此，教育学者熊丙奇曾发文：建立家长委员会能破解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现代学校制度中，家长委员会是参与学校管理、决策，以及办学评价、监督，维护受教育者权益的重要力量。”家长委员会的存在，“能够让家长之间形成合作，共同协商、沟通，处理与学校、老师交往的事宜。”这也就意味着，在家长委员会的组织联合下，家长们能就“不送礼”达成共识、共举。更为关键的是，家长委员会能够在学生受到不公待遇时，以强大的组织身份向校方提出申诉，要求其给出调查乃至处理，倒逼教育公平。由此，“家长们根本不用担心不给教师送礼，孩子会在教育上遭到不平等对待。”

  家长们仍旧纠结于教师节的送礼问题，原因除了家长委员会的建立并不普遍之外，更为重要的恐怕在于，家长委员制度在我们这里产生了异化，以至于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独立自主，是欧美等国家家长委员会制度的首要特征。显然，家长委员会要发挥监督作用，其首要前提是不受学校支配、干扰。然而，在这一点上，国内的家长委员会制度就未能得到法律的支持——我们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而即便是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也未能明确家长委员会的独立地位。例如，教育部规定：“建立家长委员会，要发挥学校主导作用，落实学校组织责任，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工作。”显然，在学校的“主导”之下，家长委员会难免成为附庸，无法自主地发出声音。

  当然，家长委员会制度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但其独立性问题恐怕须优先得到解决。进而，随着该制度的全面完善，熊丙奇口中的“家长无须担心给教师送礼”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