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关6名女童遭教师性侵案的调查报道，援引江西瑞昌市副市长蒋贤智对受害者家长的话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此言引发巨大争议。

  （8月12日《南方都市报》）

  很多人认为在孩子被性侵之后，找政府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往常出现引发关注的安全事故或者意外事件，都是政府先垫钱赔偿的，公众似乎已养成那样的思维习惯：无论谁出的事情，政府都应该赔钱。可政府的钱又是哪来的呢？还不是纳税人的。我们反对政府乱花钱，可在政府乱赔偿问题上，为何没有同样的意识？

  “不找政府要钱”与“不找罪犯要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若罪犯实在无钱可赔，可由政府出面给予人道主义救助。但那种出了事情不走法律程序先去政府闹事的思路，实在是该改一改了。

  有人提到这个故事：1935年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旁听一桩庭审，一老妇为孙子偷面包被罚10美元。审判结束后，市长脱帽放进10美元，说：请每个人交50美分罚金，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但他们拿的都是自己的钱。我们可以帮助孩子被性侵的家庭，但不应慷纳税人之慨。“孩子被性侵不找政府要钱”只是法治常识，纳税人无义务帮罪犯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