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阶层被称为“隐士”。他们大多归隐山林,或居野草,或处闹市,但又都不求闻达,不入仕途。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产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略窥出我国古代士人文化之一斑。
“隐士”一词,在先秦古籍中已经多次出现,如《庄子》、《荀子》、《论语》等著作中就多次出现“隐士”、“隐居”、“隐者”等语。中国最早的有史料流传下来的隐士,恐怕是远古时代的许由了。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尧欲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许由只求独善其身,不愿“有天下”,于是洗耳于颖水之滨。这则故事不论其可信程度怎样,但它毕竟给我们留下了许由这样一个中国最早的隐士形象。
中国古代的隐士很大程度上与受老庄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道家认为,人要顺乎自然才能返朴,返朴才可养生。要达到返朴归真的自然境界,就必须无以世俗为念,无为无欲,以至于逃世隐名,超然于万物之外。
老子,名聃,春秋时楚国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也,疆为我著书。’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老子,隐君子也。”
顺应道家求无为、求静、安贫守素,隐居不士之人,后世亦大有人在。从历史上隐逸之风较盛的几个朝代来看,隐士的产生大多与社会的动荡、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有关。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便是这种时期的典型。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栖逸篇》中给我们描摩了众多隐士的形象。孙登、稽康、阮籍便是这些人物的代表。“稽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也,保身之道不足。’”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孙登的隐居与他的保身思想有关。此时司马氏与曹魏之间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大批名士不是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被杀,便是为全身远祸而遁入山林。
历史上另一种类型的隐士我们称之为儒家之隐,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他们可算是儒家之隐的典型。他们的隐居是他们实现安邦定国的手段。这种隐逸在表面上是消极无为而实质则蕴含着积极进取的意味。宋代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道出了这部分隐士的心态。他们身在江湖,心存魏阕。诸葛亮虽“躬耕垄亩”却“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被刘备三请而出,建功立业,实现了自己的宏愿。
除了道家之隐与儒家之隐之外,还有一种隐士我们可称之为“假隐”。这种“隐士”借隐居作为出仕的资本,以期换取功名利禄。唐朝刘肃在《大唐新语·隐逸篇》中记载了一则“终南捷径”的笑话:有一个叫卢藏用的读书人考中进士之后,没有得到官职,便隐居于终南山,学练气、辟谷之术,但一心不忘仕进,被当时人称为“随驾隐士”。后来武则天执政时,终于被以隐士之名召以高官,但此人谄事权贵、奢蘼淫纵,被世人所讥笑。像这种品格卑污之人,实在难以列入隐士之列。(据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