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且扩散，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恐慌。这种恐慌在投毒谣言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因为民众特别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伤害。从时间的角度上看，民众的投毒恐慌由来已久，投毒案件可以回溯到上世纪初。

  近代中国的投毒恐慌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关于“洋人”在水井里放毒的谣言，已经在四川和湖北流传着。1900年春夏，关于井中投毒的谣言在华北四处流传，这使得老百姓对教民极为愤恨，引起了集体性的恐慌。义和团的首领们多多少少有意制造和利用投毒谣言，并且发布解毒的草药药方，让自己成为救世主。当年也不断流传着“投毒者”被民众处死的说法。清朝末年（1902年）的湖南辰州（现属湖南怀化市）疾病流行，正好有一平常与教堂有来往的寡妇被人看到从身上落下一个药包，被人拾到，不知何物，便被怀疑是用做向井中投放的毒药。在众人的诘问之下，寡妇神色慌张，因此更被人们怀疑，她被打后谎称是福音堂教民花钱雇她投药。众人怒不可遏地将寡妇捆起游行，人越聚越多，终酿成群起攻打教堂的事件。但事后经多人认定，寡妇所带的并非毒药，是包藿香丸。当时瘟疫流行，而民间早有传教士井中投毒的传闻。据说案发之前就曾打死过认定是受洋人指使的放毒者数人，其实他们都是随身携带藿香丸、六一散等防暑药品者。

  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也发生了投毒谣言。1919年5月底，“日本人投毒”的谣言开始在上海市井中流传。进入6月份以后，上海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类消息。这些捕风捉影的报道要么是误会，要么是查无实据，例如将日本人的酱油当成毒药等。从开始的饮用水被日本人放毒，到后来公用水井、河水，甚至自来水厂等均有放毒消息传出。谣言笼罩下的上海市民开始对可疑人员施加暴力行为，6月14日至17日，每天都有日本人被殴打的新闻见诸报端。围殴事件频出后，日本人尽量减少出行，与上海市民接触的机会也大为减少。市民们便怀疑起了操外地口音的中国人，围攻外地华人的事件接连发生。人们从怀疑日本人，到怀疑所有不熟悉的外地人，从怀疑水中被投毒，到开始怀疑华人售卖的蔬菜、肉类、米面、糕点，但凡能食用的东西都有日本人或受雇于日本人的华人投毒，部分市民连蔬菜、豆腐、食油等也不敢吃了。

  1948年2月，山西省汾阳的阎锡山军队造谣说：“八路军在城外组织了28个男女孩子，专门进城投毒”，许多小孩因此死于非命。仅仅在1948年2月26日就被阎锡山军队打死5个小孩，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7岁。5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是进城探亲，身上带了几包颜料，被守城门的军人查出，硬说是毒药；另外有两个小孩是乞丐；一个13岁的男孩子，在地里割苜蓿，几个阎军从旁经过，问孩子在地里做什么？孩子开玩笑地说：“撒毒药。”阎军立刻捆上孩子送了特警组，结果送了命。

  抹黑对手

  从鸦片战争开始，可能是因为在与外国的战争中，中国均是失败者，因此想从抹黑对手中得到一点点虚假胜利的“精神满足”，于是开始是抹黑外国人，后来扩展到政客与民众都习惯于抹黑对手。

  抹黑对手会有一定的效用，但是其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抹黑对手的最大副作用之一是造成民众的恐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主要是抹黑“洋人”和顺从“洋人”的教民，因此引发了关于“洋人”的千奇百怪传说，如挖眼珠配药，割男人的发辫、女人的乳头和男孩的睾丸，投毒，迷拐孩子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对“洋人”的猜疑并没有结束。在1958年四川省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苏联专家的到来，并且与中国妇女一起跳舞，引发了“苏联人要来与本地女人配种”的谣言，成为局部动荡的导火线之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1988年在贵州省毕节县有村民听信“外国人割小孩苦胆卖”的谣言，持锄头、扁担等将3名旅游至毕节城郊观景的外国人打伤。

  在战争状态和阶级斗争的话语下，煽动民众仇恨是一种常见的宣传手法，然而这种宣传也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恐慌。投毒也是一个集体记忆，因为抗日战争而得到加强。对于饮用水源被污染、投毒的恐惧是一种战争时期的心态。抗日战争前的北平市公安局曾经分别于1932、1934年两次通知有关部门，防止日本人雇用汉奸往水源、水井投毒。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南沿海各地就广泛流传汉奸向水井投毒，浙江青田县的说法是：小汉奸活动猖獗，有在水井投毒的。福建漳浦县的说法是汉奸装成乞丐、小贩、难民，到处向水井投毒，导致人心惶惶，公共场所的水井都要加盖上锁。

  事实上，当年官方对投毒犯罪是高度警觉的。在不少地方，解放军进城后发布的布告中，往往有一条，对投毒者一切军民人员均有权将人犯当场扭送我军警公安机关法办。当年有的地方规定，城市乡村要加强水源管理，井水加盖加锁，防止特务放毒或污物混入。有的地方发动儿童站岗放哨、看守水井，防止坏人放毒。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治理淮河工地上，医务人员投放漂白粉给井水消毒时，有民工怀疑“放下药还能喝吗？”因此，防疫大队有这样的规定：给井水消毒后，医务人员要取一点水，当众喝下去，以此打消民工的疑虑。

  有一位学者认为，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之前已有的想法。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战争刚结束，原有的对敌人投毒的担忧还没有消失，又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制造出一大批“阶级敌人”，因此又产生对这些“阶级敌人”报复行为的戒备心理，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些臆想中的“投毒”事件产生出来也不足为奇了。

  “放蛊”引发的恐慌与冤案

  从前面有关投毒的真真假假案件中不难发现，大部分发生在西南地区，这就容易让人联想到流传于这一地区的所谓“放蛊”。“放蛊”是中国的一种古老巫术，施放者出于某种目的对他人“下蛊”，使其遭遇不幸和伤害，或者被施放者控制。“放蛊”的巫术，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和湖南的湘西。实际上在一些边远山区，过去农村确实存在放毒恶习，传说能放出毒，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放不出毒，人畜不安，庄稼失收。这种伤害他人来保佑自己的习俗，最典型的就是在西南地区个别民族中曾经存在的“猎人头”祭祀的恶俗。

  对于这一地区“放蛊”的传说，曾经让一部分被派往西南地区的干部们害怕。在一些干部集训中，就有人认为贵州是南蛮之地，语言不通，苗人要“放蛊”，甚至认为少数民族会“放蛊”，射弩箭，得罪了他们没有活路；贵州有瘴气，碰上了，死不了也要瘫痪。经上级动员宣传，干部们才安定下来。干部们的心态如此，“放蛊”导致的冤案也在所难免。

  贵州省高级法院调阅基层法院1950—1954年处理的放毒案件中的50件“放蛊”案件研究，认为除对31名被控“放蛊”者宣告无罪，处理正确外，其余19名中，判处管制1名，1年以上有期徒刑10名，死刑8名（呈报复核被发回重审）均属错判，冤枉好人。其中1951年大定县人民法庭处理郑唐氏“放蛊”案，仅根据揭发和刑讯逼供的材料，认定被告在最近十多年中致使民众中毒而死的达数十人之多，判处死刑。

  笔者比较倾向于用“集体记忆”去分析一些无法准确定量计算的社会现象，其实集体记忆会让人们产生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对于一些自然灾害，特别是危及身体健康的灾害，会遵从传统的思维去寻找答案，在西南地区深厚的“放蛊”记忆中，动辄把中毒事件归因于投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放蛊”的传说有上千年，甚至于更长时间，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会大量成为冤假错案？贵州的情况应该是答案，贵州在当年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基层干部往往根据村民的揭发斗争材料，将所谓“放蛊”者移送法庭。如果案子碰巧遇到一个，或者一群糊涂官员，冤案也就产生了。

  （据《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