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浙江叔侄冤案，浙江高院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办案队伍的主流和业绩，对这些冤案愈加应该从理念上和机制上进行系统、客观的反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要分清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重在从完善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上认真剖析、改进和完善。

  这位负责人认为，当前刑事司法工作至少有五个方面问题需要反思：

  过去发生重大命案，社会上人心惶惶，上级会对这类案件进行督办，时有层层下达限期破案的死命令。时间紧、压力大，主观和客观上出差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说，侦查人员都知道，只要口供突破，办案效率就会提高，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有的办案人员就会有意无意地靠一些刑讯逼供的办法来突破口供。甚至对已经发现的有利于被告人、可能证明其无罪的证据，也不愿随案移送。在复查“两张冤案”过程中发现，袁连芳起了逼供诱供指供的作用。在河南马廷新案中，也是如此。

  2003年春节后，袁连芳因涉嫌贩卖淫秽物品牟利，被关押在河南省鹤壁市看守所，与当时鹤壁市下辖的浚县发生的一起灭门血案嫌疑人马廷新同监；2004年4月，袁转至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与张辉同监。马廷新与张辉均述及其二人的口供形成，系同监犯袁连芳写好笔录，供自己抄写、背诵，否则就拳脚相加，加以折磨，对案件侦办向着办案人员期望的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仅袁连芳一个人，就参与制造了两起著名冤案。该负责人认为，对此，应进行全面彻底整顿。

  该负责人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消了公安的预审建制。现在回过头看，侦查预审制度本身对刑侦队伍是一个必要的内部制约，它便于在侦查早期及时发现和纠正误判，及时调整侦查方向。例如杭州的“两张冤案”和萧山的“五人抢劫杀人冤案”，两个案子都是到了口供突破后，才发现侦查方向可能有误。破案考核指标设计需科学合理，不应以“破案GDP”为目的，而应以伸张正义为目的。各地差异太大，情况复杂，有的犯罪行为在一个地方比较突出，但在别的地方并不突出。但是，如果进行全国统一的破案会战行动，再加上破案指标考核，你追我赶，难免造成了拼消耗、凑数量、争达标。造成侦查取证粗糙，办案作风粗暴，往往留下一些后遗症和冤错案件隐患。应该铭记，一个人能不能定罪，案件有没有最终告破，要靠证据说话。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要反思“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办案理念和评价标准的局限性。具体到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有的侦破取证条件上客观存在着“先天不足”，有时确实存在着对嫌疑人“既不能否定，又不能认定”的情形，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对照这种过于绝对化的原则，公检法常常陷入两难境地，走进“死胡同”。由于过去我们追求这种绝对化目标，最终导致在具体办案过程当中，法院难以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往往是疑罪从轻。浙江的这起命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到了省高院二审时，才顶住压力改判为死缓，但还是形成重大冤案。（据《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