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他在来华之前，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生活了47年。明朝末年，入华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人对此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采用西洋新法推算，效果极佳。崇祯三年（1630），在徐光启的推荐之下，汤若望离开陕西来到北京，进入历局任职。在历局，汤若望与徐光启、罗雅谷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天文学著作，制造天文仪器，修订历书。不久，明朝灭亡，崇祯皇帝自杀，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清兵入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介绍。

  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以范文程为媒介，汤若望得以进入清朝宫廷，修订历法。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执掌钦天监，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的忠心，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年轻的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爷爷。），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汤若望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使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汤若望的进谏和建议很多，对顺治帝的帮助很大。而且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学表现出明显的好感。顺治十年（1653），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奖汤若望。顺治十四年（1657），钦赐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匾额“通玄佳境”。

  顺治帝之所以对汤若望不吝封赏，主要是因为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时，修订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因此，顺治帝要对汤若望予以重用，加官进级，以表彰他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至于天主教，顺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说。

  顺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这表明顺治帝认为汤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员以汤若望为榜样，忠君尽职。这也正是他表彰汤若望的目的所在。（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