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傍晚6时过后，吴仁宝归家。从7时到7时30分，他要一分不少地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几十年了，自从有了电视机，他就有了这个习惯。”他的老伴赵根娣说。

  “几乎每天晚上7时半之后，都要开党委会，”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告诉记者，“老书记往往根据中央的最新政策，结合本村实际作出部署。”这个会一般要开一个多小时。吴仁宝这个习惯即使在江阴市也广为人知，江阴日报社总编辑蔡意同认为，“吴仁宝是个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个农民政治家。”

  尽管只上过几天私塾，吴仁宝却能屡屡通过观察，把准政治的脉搏，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乡镇企业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再到最近，创作出3个剧本，歌颂“三个代表”。“但他并不是照搬这些政策，而是把新的东西，马上用他的语言，与华西村挂上钩。”江阴市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例如中央讲“一国两制”，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讲到小康，吴仁宝要求100户实现“大康”，1000户实现“中康”，其余都实现“小康”。在今年换届作工作报告时，他评价华西的形势“继续保持了既不大好，又不小好，这届更比上届好”。

  对政治兴趣盎然的吴仁宝曾经仕途亨通，由村而乡而县，官至当年的江阴县委书记，乃至跻身江苏省委委员，但他一直拒绝辞去华西村支书这个职位。而他最大的几次打击，同样来源于政治，一是在“文革”中被挂着黑板批斗，当时年幼的吴协恩，傻傻地爬上台去，向爸爸要钱买糖；第二次是在县委书记任上，吴仁宝派1／3干部下基层，1／3干部去调研，机关仅留1／3，结果他随后落选县党代表；第三次则是连任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却意外落选。

  在党代表落选之后，吴仁宝回到华西村，挟县委书记余威而甘作村支书。三起三落的吴仁宝此后经营华西村，他告诉记者，华西村从来不是某一个领导的典型，也不是某一阶段的典型，“我们走自己的路。”对于自己的政治经历，吴仁宝概括为4个字：1950年代“听”、1960年代“顶”、1970年代“拼”，到1980年代才“醒”。

  “听”是指1958年浮夸风时他虚报过产量。1960年代为何要“顶”呢？吴仁宝有这样一段话：1960年代初，又有人叫我吴仁宝怎么搞怎么搞，我说不听了，以前听了上了当。领导不满意，说我吴仁宝是“目中无人、独立王国”。后来一想不对，明顶是要吃亏的，就改为暗顶。不管哪个领导讲什么，我当面都答应，过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在吴仁宝眼里，一个好干部，“既要同各级党组织保持一致，又要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只同上面保持一致，这不是个好干部，但只同下面保持一致，这干部当不长。他将此定义为“两手抓”。

  “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因为没有利害冲突，”江阴市一位干部透露，“即使是镇里的领导到华西去，吴仁宝也从不因其官小而轻慢，这点他和大邱庄的禹作敏完全不同。”（据南方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