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去世。现在的华西村是中国创富的典型村。回望几十年前，华西村还只是地处江阴县的一个贫困潦倒的普通村庄，当时欠外债1.5万元——

  不惧难，率领华西人重造山河

  60年代末70年代初，身为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如何带领乡亲们走出贫困。就在吴仁宝为改变华西贫困面貌日夜苦想时，村里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村里的农具坏了，吴仁宝去请村里的一位木匠来修，可木匠外出挣钱去了；第二次吴仁宝又去请，木匠连面也不照，让老婆出来挡驾说：“病了”；第三次吴仁宝再去请，木匠未能躲开，但干脆拉下脸说：“若要我为集体出力，除非集体的收入能超过我单干”。

  英年气盛的吴仁宝还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他想，现在华西虽穷，自己三顾茅庐，竟然还请不动一位木匠，这还叫什么集体？难道集体就争不过单干的？

  村里还有一位力气大、肚皮也大的村民孙龙泉，因为吃不饱饭，抛开集体的农活，去捕鱼捉虾，换粮食，填饱肚皮。亲戚挡他，挡不住；吴仁宝和干部们说他也说服不了。孙龙泉常抱怨华西这地方不养人，恨自己身为华西人，最后无奈地背井离乡，跑到浙江嘉兴找生活去了。

  集体经济为什么没吸引力？孙龙泉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吴仁宝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香烟，望着如豆的灯光长吁短叹：解放十几年了，华西的坎还是那道坎，河还是那条河。一个个土墩，一片片锅底洼，把全大队800多亩土地切割得零零碎碎，分成了1300多块，还保留着吴家2亩、瞿家3亩小农经济的痕迹。河道沟渠弯弯曲曲，农田灌溉还要靠人力车水，吴家基、孙家基、朱家基、唐家巷等12个小自然村落，稀稀落落，扯不成线，连不成片。

  “穷够了！穷透了！”六个字浓缩了华西的全部历史！吴仁宝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华西贫穷落后的面貌，吴仁宝决定要率领华西人重造山河。

  当时为建电灌站，缺少石料，80多位青年向吴仁宝主动请缨。吴仁宝率领他们摇船来到龙砂山脚下，时值寒冬，北风呼吼，河水刺骨，他们几口烧酒下肚，就纷纷跳下河去，苦战30多天，从河底捞出一船船石头，备足了建电灌站的石料。

  吴仁宝率领华西人硬是凭着一股改天换地、脱贫致富的热情，靠一种拼命的精神，开早工，打夜工，刮风下雨不歇工，逢年过节不停工，一天出两天话，一年整出一方田。

  从1964年至1972年，吴仁宝带领华西人一股劲苦干了8年，搬掉了984条田岸，削平了57个土墩，填平了39条废河沟渠，挑走了110多万立方米土，用了27万个人工，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赢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后，吴仁宝带领村民制定了《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吴仁宝带领村民战天斗地，平整农田，兴修水利，几年过去，华西村面貌焕然一新。

  从1972年开始，华西村因连续6年粮食亩产超吨而成为了名震全国的农业先进村。

  直到1980年华西村的村办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华西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文革”中，偷偷摸摸办工厂

  然而，华西村地少人多。精明的吴仁宝在算经济账时，考虑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的问题。“1961年，华西建村时，劳动力人数为292人，土地845亩，1968年，劳动力增长至434人，增加了142人，土地增加了6亩，为851亩。劳动力还在呈迅速增长之势，而土地几乎成了一个常数，没有多少增长的潜力。”

  为了安排多余的劳动力、寻求新的发展之道，1969年，“胆大包天”的吴仁宝抽调了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个为农业服务的小五金厂。

  “当时这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接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几百号劳力拼死拼活，年收入才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吴协恩算了这样一笔简单的帐。

  吴仁宝清楚得很，在苏南农村，一般只能2年3熟或1年2熟，种田只能“落个肚子圆”。上世纪60年代，华西村600多个劳动力扑在田地上，即使把田“绣出花”来，也还是很穷。算算账，还是搞工业好。所以，1963年，华西创办了废纺站，一个妇女一月能净赚四五十元；1965年，创办了华西铁匠店，至今华西年利税3000多万元的钢铁厂仍能看出它昔日的影子；1969年，创办华西五金加工厂，当时这简直是一个“地下工厂”，白天歇业，晚上加班加点，9年里偷偷为华西赚来100多万元的殷实家底……

  事实让吴仁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还是搞工业好！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1978年时，华西村的固定资产为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方。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1978年后，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华西的村办企业乘势迅速扩张，创办了多家企业，工业产值直线上升。

  改革了，却不跟风搞分田到户

  通过“造田”，华西村完成了实现温饱的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此时的华西村，集体经济已有了相当的规模，除了1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还拥有100多万元的现金存款，分还是不分呢？

  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该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分？当然有分的好处，分是拥护改革，随大流，没压力，解放30多年来，农民还没尝到分田到户的乐趣呢；不分？不分的好处就在眼前，华西村人均半亩地，此时集体经济已经有了厚实基础，农民开始过好日子了，干嘛一定要分？

  中央政策呢，很清楚，宜分则分，宜统则统；中央意图呢，也很明白，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起来。有啦！凌晨4点钟，吴仁宝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召集村干部开会，宣布他苦思冥想的结果，让大家讨论：不分！800亩田地给几个种田能手承包。“不分”的决策得到村民一致拥护。

  最终，本着对中央“宜统宜分”精神的理解，吴仁宝果断地决定不分，坚持把全村600多亩良田集体承包给村中的30名种田能手，而将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正在蓬勃兴起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中。

  现在想起来，有人为华西村捏把汗：要是当时真的分了，也没有今天在2005年集体经济产值达300亿元的华西。也有人给吴仁宝放“马后炮”：当初你老吴还真看得远啊！

  捏把汗也罢，放“马后炮”也罢，吴仁宝一贯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

  “大跃进”年代，上面来人直逼先进分子吴仁宝报稻谷亩产数字，吴仁宝询问人家多少，上面暗示，最少的也是亩产一万斤。哇！吴仁宝手忙脚乱，报了个3700斤，上面来的人阴沉着脸，悻悻而去。吴仁宝走到暗处，自己掴了自己一巴掌，心想：自己报3700斤也说了假话啊。

  新中国成立60年，吴仁宝也正好工作了60年。退休后，他每天仍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早晨5点多起床，听新闻、检查村容、察看企业、接待游客、参加会议，还时常与村民座谈，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一直要忙到夜里12点……

  当了50多年村官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退而不休的生活。…（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