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最为惨痛的一幕。74年以来，围绕花园口事件的功罪评说莫衷一是。无可争议的是，那段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岁月，在“母亲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伤痕。

  战争史上的千古笑柄

  1938年5月19日，我军事重镇徐州落入日军之手。徐州地区往西，就是有“湖南王”之称的程潜第一战区的防地。当时，程潜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让其在商丘附近集结的十多万部队往平汉铁路一线后撤。在撤退时，他们在陇海线附近与土肥原的师团撞到了一起。

  不过，快速突进的土肥原师团这时成了“孤家寡人”，且与之对垒的中国军队人数是其六倍之多。战机突现，蒋介石认为这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便亲自赶到郑州指挥豫东战役。为打好这一仗，蒋介石把他最得意的嫡系门生薛岳、胡宗南、邱清泉……都调到了豫东战场。很快，土肥原的两万人马被困在了兰封（今兰考县仪封乡周边地区）到商丘方圆百十公里的范围内。六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的两万人，程潜已经夸下海口：“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起初，中国军队确实是一路凯歌：土肥原部在层层围攻下损失惨重，土肥原本人几乎被俘，连天皇赏赐给他的军刀也成了中方的战利品。胜利似乎近在眼前，可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占尽优势的中国军队里居然出现了“逃跑将军”。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开始突围，进攻的重点是兰封（守将是出自黄埔一期的桂永清）。仅仅三个小时，兰封的外围防线就被突破，桂永清见状撒腿就跑。他的临阵脱逃，导致了兰封失陷和整个战局的混乱。

  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重新围攻土肥原，夺回了兰封。战斗进行了四天，据程潜预测，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守商丘的黄杰又跑了。商丘一失，豫东门户洞开，土肥原盼望的援军源源不断而来。

  因为桂永清和黄杰这两个“逃跑将军”，中国军队的大好局势被生生断送——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不但没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反而大败而归。连蒋介石自己在给程潜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豫东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蒋介石的艰难抉择

  桂永清弃守兰封的当天，蒋介石就已经从郑州回到了武汉。

  兰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到豫东战役的走向了。眼见豫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不足以取胜，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河。然而，这种御敌之法无异于自残自戕。蒋介石也深知此点，所以，即便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

  战场上的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商丘后，很快席卷豫东，兵锋直指开封，近在咫尺的郑州岌岌可危；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1938年6月1日，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

  在会上，蒋介石问负责武汉防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用船只车辆，实现武汉撤退需要多长时间？陈诚回答说：至少12个月。

  蒋介石又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汉？何应钦答道：估计不超过一个月。蒋介石再问：那么苏皖之敌呢？何应钦说：日本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进攻武汉，此为山地，对我军有利，可御敌三个月。最后，蒋介石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又将如何？何应钦答：无法预料！随后，会场陷入一片寂静。

  据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说：正是这次最高军事会议，“决定黄河决口，决堤的任务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实施”。

  选址：从赵口到花园

  实际上，最初选定的黄河决口地点并非花园口，而是位于中牟正北的赵口。

  1938年6月1日，负责赵口一带防御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始挖掘大堤，可他们昼夜不停地挖了几天几夜，黄河水还是没能放出来。6月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带领参谋熊先煜来到决堤现场查看情况，建议在中牟以西另辟一个地方决堤，并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

  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记录，他“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当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

  就在这座关帝庙内，几个人虔诚地向当年“水淹七军”的关云长磕头敬香。当时，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很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最终，熊先煜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但熊先煜毕竟不是水利专家，他便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地叫嚷道：“要死多少人呐……要死多少人呐……”

  “死人是肯定的……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苏冠军看着地图，无奈地点了点头。几乎在同时，工兵营营长黄映清“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人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失声痛哭……

  新八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

  以水御敌的是是非非

  1938年6月9日的决堤放水，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据统计，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的九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在中国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触碰这个创伤时，人们不得不追问，以水制敌的战略是否取得了效果？

  东史郎当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的一名上等兵，他在后来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写道：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的情形。“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躲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一开始，田里还有土豆，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之后又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直到8月8日，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人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在部队减员和占领区的缩小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乱了。可即便如此，武汉还是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三个多月后，武汉还是沦陷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次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开始实施花园口堵口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实现合龙，肆虐了八年零九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