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企业“垄断”自古有之，秦始皇时的朱砂专卖，可称是古代最早的全国性垄断。此后，汉代的盐铁专营、唐代的榷酒、宋代的榷茶，皆可视为垄断。而清末的企业垄断比之前的垄断弊端更多，危害更大。

清末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垄断企业。其时，垄断被称为专利。中国的第一家织布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立之始，即被授予十年专利。其专利并不限于通商口岸，实是全国性的垄断。其他官办企业也都享有各种特权，如开平矿务局，“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滦州矿务局“矿界四至较定章三十方里特为宽展，他矿不得援以为例”；对轮船招商局，李鸿章规定“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

清末企业垄断的结果是限制了华商，却未能限制洋商，如开平煤矿终落英商之手，“以滦收开”的企图成为泡影，最后滦州煤矿反被开平煤矿吞并。再如，轮船招商局虽然收买了美商旗昌轮运公司，却对英商太古公司无可奈何，始终未能从外商手中夺回中国航运业的主要控制权。

清政府曾经把解救财政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商办工矿企业上，但又时时企图实行官办，商办与官办的矛盾始终贯穿于清末“振兴工商”的实践中。清政府坚持官办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对民族资本不信任。如对于军火工业，从来不许民族资本染指；对铁路事业也是紧抓不放。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设立以及总协理的人选都要经过清廷的批准。

二是与民族资本争利。对企业，清政府本着“有利者留，无利者去”的原则，无利可图的企业，推给商人去经营，而有利可图的，则往往禁止商人插手，甚至已经商办的企业，发现利大，也收回官办。如电政局原来是商办的，营业利润很高，清政府便以“电务为军国要政”为由，“筹还商股，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各省督抚为扩充实力，凡属“可兴大利”的矿产，定为官办，不准商办。即使已经商办的，也往往被他们夺走。如广东士敏土厂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定为官办，“不准商人仿制，致碍公家之利”。而这些企业实行官办以后，由于官僚的无能和挥霍浪费，都陷入了管理混乱、亏损不堪的状态。不仅这些企业，凡是官办企业，莫不如此。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因为官僚掌权而商人无权，也是腐败不堪。   （据《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