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报告称,中国500个大 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多位专家表示,治理PM2.5超标,应尽快在工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规划等方面采取措施,顶层设计治本之策。
严令:各地控污染物排放
14日,北京市气象局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霾橙色预警。北京仍维持能见度小于2000米的霾。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4日10时,城区和南部地区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简称PM2.5)小时浓度仍在每立方米250微克以上,远超过2012年颁布、2016年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每立方米35毫克(一级天)和75毫克(二级天)。
从北京到天津,从河北到山东,从河南到广西,我国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正在影响人们的生活。据报道,京港澳高速公路长沙—湘潭路段上,13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9个小时内,连续发生40多起交通事故;北京、济南、石家庄、南宁等城市各大医院里,呼吸内科、过敏源测试科等接诊人数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飙升了7至8倍。
环保部也在当天的一份紧急通知中,要求各地以防治细颗粒物为重点,切实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在继续强化火电、钢铁、水泥等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控制基础上,突出抓好工业烟粉尘、施工扬尘、挥发性有机物和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工作,在重点地区建立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制度和新建项目污染物总量倍量替代制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要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增强区域治污整体合力。
环保部承认,根据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和气象预报分析,目前,我国华北、黄淮、江淮、江南等中东部地区出现的雾霾天气仍在持续,多地遭受严重污染,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环保部称,要落实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的应急预案,根据污染级别,建立响应机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行动,切实减轻污染对人民群众健康的不利影响。
同一天,一场由亚洲开发银行、清华大学等主办和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财政部等官员、专家参与的跨国研讨会聚焦了中国的环境问题。该研讨会上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中文版报告提出,尽管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运用财政和行政手段治理大气污染,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仍有7个位于中国。
“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可以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复杂,”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哈米德·谢里夫说,“虽然中国环境在许多方面已经得到改善,但是由于环境压力增大,整体形势仍在恶化。在中国的环境形势达到转折点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原因:涉及产业结构城市规划等方面
14日,北京市环保局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这些污染源排放量大,是造成本次严重污染的根本原因。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原巡视员李新民坦陈,把二氧化硫的年排放量控制在1200万吨以内,才能满足适合户外活动的“三级天”要求;但“十一五”末期较“十五”末期减排二氧化硫超过10%之后,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仍达2200多万吨。
“大气污染涉及到工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规划等方方面面,短期内针对‘重污染’天气而采取的临时性应急措施无济于事。”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说。李新民则表示,近十年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都未得到明显改善。
亚洲开发银行等发布的报告则表示,上述所有污染物来自工业点源排放和机动车尾气排放。一方面,大部分二
氧化硫排放均来自火电厂以及非金属矿物生产、炼钢、化工制造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这些行业占二氧化硫总排放的85%以上。另一方面,由于包括PM2.5等多种污染物,机动车尾气会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而过去几年,民用机动车的数量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私家车年增长率更是达到20%。
建言:顶层设计治本之策
“这么高的人类活动强度,这么多年的历史欠账,熬过这几天,来年还会遇到这种‘破天气’。”夏光认为,要建设宜人、宜居、宜游、宜商的国际大都市,城市布局、工业结构、管理水平都要全面调整。这个过程,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
亚洲开发银行上述报告显示,总体上,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比中小城市严重得多。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人口在100万至200万之间。此外,在中国局部地区,污染物相互作用,并且与来自附近城市和工业区的污染叠加,形成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
郝吉明指出,这几天,除PM2.5之外的其他大气污染物也是超标的。PM2.5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其他大气污染物经过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反应而二次生成的。但实际上,“只治理PM2.5,是治标不治本”。
李新民则建议,尽快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大气污染“治本之策”。一方面,随着未来十年城镇化率的持续提高,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物排放源防治的水平,一定要跟得上城镇化进度。另一方面,环保部门不能只当生态修复和事故处置的“消防队”,也不能只当严防死守环境风险而疲于奔命的“守门员”,环境保护必须充分介入到工程审批、发展规划、经济政策之中,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据《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