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1902年，鲁迅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陈寅恪的大舅）的亲自带领下，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留学，陈寅恪也同船随行。

  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到日本后，他们又同在建校不久的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到1904年毕业，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却没有骂过路矿学堂的俞明震，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

  陈寅恪最初回国，任蔡锷的秘书，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衡恪题写。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离开北京时来到教育部向哥哥陈衡恪告别，顺便也和鲁迅打个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个饭店聚餐，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

  （据《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