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可每读到这句，依旧眼湿。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在这时接连失去亲近的女儿和深爱的伴侣，该是怎样排山倒海的疼痛与孤独，那个年纪，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经不在，连追忆往昔、与人聊天都成了奢侈，她怎样独自平静而安宁地走过从1998年至今的17年？而其间，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个生活的伴儿和慰藉。

  有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费老来拜访她，她是他年轻时代的心上人，只是她对他却没那份情谊，当年，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费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找到她“吵架”，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年少相识，青梅竹马，最后两人达成只做普通朋友的“协议”，以至于很多年后，费老依旧对记者说，杨绛是自己第一个心上人。

  费老来看她，甚至细心地为了不惹她多心带着自己的著作请她“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怀旧或者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近、水准相当的人之间，可以想象这样轻快的交流给她独居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亮色，可是，嘘寒问暖、相谈甚欢之际，她突然觉得失态，态度立即冷下来。

  送别费老时，比她还年长一岁的费老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原本温情的她瞬间成为绝情的人，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他须臾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读过这些钱钟书先生的身后事，再去看她写的那些话，感触完全不同：“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们看过了太多轻飘飘的爱情，而一个能写会说的经典才女的情谊，从来没有停留在言辞，她既有言语的浓烈，更有行为的厚度——甚至，正是在行为的支撑下，言语才浓烈得有厚度。

  真正的爱，向来不仅是说得好听，更是做得好看。真正的爱从不停留在长情的告白，而在于长情的体恤和疼爱。人精力有限，某方面特别优秀肯定对应另一方面的短板，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太会说话的男人不太会做事，太会做事的男人没有精力甜言蜜语。

  而一个男人，有多少口才用来表达爱你，就有多少口才狡辩不爱你。

  就像当年李敖从刘会云移情胡茵梦，胡茵梦问他怎样向刘小姐解释，他的话连最会写的胡小姐都绝倒：“我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从容得几乎无法反驳的狡辩。

  从男人的角度，可以把这理解成真性情；可是，我是女人，我把这理解成劈腿，一个会说话的男人劈腿，真是让人连倾诉都觉得无语。

  停留在口头上的爱情，犹如远距离的精神依赖，很容易在遇到现实的矛盾之后灰飞烟灭；而有执行力的爱情，是生活中无限靠近的相看，是细节磨合碰撞之后的体谅，也是现世琐屑的分担。

  1937年5月，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她的父亲欣喜地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家务的新爸爸炖了鸡汤，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妻子吃。杨绛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真正的爱情，可不就是行动的奇迹？别人眼里再不能做的事，到了她这儿，便一切都开绿灯。那天，我想了想，还是给软妹子发了条私信：说的人只是动了嘴，听的人却动了心。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