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即已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日本，故其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苦撑待变”。

  为将“苦撑待变”战略付诸实施，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拟定了“惟以日本为敌”的外交方针，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对德意则取争取态度。1940年6月法国宣布投降，随后英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亲近英法、疏远德意”的外交策略似走到了破产边缘。

  作为应对，1940年6月22日，蒋介石召集高层会议，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蒋介石的看法，并没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7月18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立法院长孙科率先发言，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据会议记录，会上发言者众多，孔祥熙、居正、张群等元老全都赞同孙科的意见，主张亲苏联德。最后，蒋介石在会上独断决定，仍维持原定的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尽力加强对德关系。这期间，蒋介石主动采取了系列措施改善对德关系。

  这种“谨慎”（维持亲近美英阵营的立场）与“投机”（不放弃改善对德关系），至1940年9月份，开始显露其效果。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11月，更好的消息传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不利，东欧三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相继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苏战争已难避免；同月，苏联驻华大使告知蒋介石，苏联将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军械物资的援助，包括飞机、大炮以及轻、重机枪。

  至此，中国在纷乱的国际局势中没有踏错步伐，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