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清政权还拥有整个北方。袁世凯应南方政府的要求以清廷内阁总理的身份逼清帝退位，这才有了形式上的南北统一。袁世凯这样做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南方政权答应事成之后让他做民国总统。不过，国民党人知道，袁世凯跟自己不是一路人，于是使出两招：一是要求袁世凯定都南京，以便随时看守袁世凯政权的一举一动；二是希望改原来的总统制为内阁制，让总理掌握实权。

  1913年3月，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胜。3月20日晚，其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吴铁城、居正、廖仲恺等人陪同下，来到沪宁车站检票口，准备登上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任民国政府内阁总理。此时，从他身后蹿出一个矮壮汉子向他开枪，宋教仁的身子晃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倏地扑在铁栏杆上。众人立即将其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救治，因为失血过多，两天之后宋教仁气绝身亡。后来查明，暗杀宋教仁的是应桂馨、武士英，而这两个人又是受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指使。袁世凯是个视权如命的人，他不甘心权力被分解，更不甘心自己的施政行为受到即将成立的内阁的约束，与赵秉钧一起策划了这起暗杀案。

  袁世凯死后，清政权的残余势力辉煌不再，走上政治前台的国民党并没有摆脱袁世凯式的阴谋施政方式，依然用暗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将民国官场弄得乌烟瘴气。史量才是《申报》老板，《申报》最大的特色是敢于对权力进行监督。

  1931年12月17日上午，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及南京各校学生共3万余人，由中央大学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下决心抗日。国民党南京警备师二旅武装士兵，挥舞大棒和刺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肆屠杀，造成30多名学生被刺杀，100多名学生受伤，60多人被捕，此即“珍珠桥惨案”。珍珠桥惨案发生后，《申报》不顾禁令，如实报道，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平议》。对《申报》的舆论监督，蒋介石曾下令“禁止邮送”该报，禁邮35天才允许其再度出版。某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他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则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看到史量才软硬不吃，蒋介石极其不爽，1934年11月，他派军统特务将史量才暗杀在沪杭道上。

  陈炯明是老同盟会会员，治理广东也有一定成效，但他在对待不听话的下属方面与老蒋如出一辙。邓铿是粤军参谋长，陈炯明曾经对其很信任，但因邓铿说过陈炯明有二心，陈炯明当政不是广东之福这类的话，因此受到陈炯明的忌恨。1922年3月中旬，陈炯明得知邓铿要去香港办事，派人在邓回来的路上将其暗杀。

  民国的暗杀政治留下了深深的后遗症：第一，它使某些胆小的官场中人一切以上级的意志为行事准则，敷衍、苟且、不负责任。第二，它诱使某些相对胆大的官员通过武力与上级分庭抗礼，这就导致民国地方军阀林立、各自为政，而在一个号令不一的社会很难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国后期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固然有战争的因素，但也与民国时代地方军阀各行其是密切相关。（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