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于“五年计划”我们并不陌生。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
苏联之路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极其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成了中国人最紧迫的任务，事关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使中国工业体系尽快成型，仅仅靠国民政府残留的一些企业显然是不够的。
经济建设不是拍脑袋，必须严格遵循经济规律，必须有全面周密的规划。这时，中国人的眼光转向了苏联老大哥。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强国相比，苏联的工业革命发展较晚。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苏联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阻击了纳粹德国的疯狂进攻，战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苏联军事、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主要得力于强大的经济实力。
苏联取得巨大的转变源于苏联的“五年计划”，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示。当时西方众多媒体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是红色梦想家的空想”，都在等着看苏联笑话，因为在西欧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家指导性的经济建设。
但是苏联给了世界一个巨大的奇迹。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通过“五年计划”，苏联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实施边编制
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和苏联建国前有极大的相似性，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强国梦，苏联成为必然的老师。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编制”。
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时，就提到了邀请苏联技术专家来华的相关事宜，并带回了200余名苏联专家。然而对于全面铺开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编制“一五计划”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专家显然不够。
1952年，“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了第二个年头。8月，周恩来总理专程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要求增派专家800名，数量之多让斯大林也感到为难。此外，中方还希望苏联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于是，1950—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了大量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总重量达600吨。
在与斯大林的会晤中，周恩来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这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出，“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订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
尽管各方为了尽快拟定“一五计划”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上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一五计划”虽几经修改，在1953年仍未最终定稿，但中国经济建设的脚步却不能再等待，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地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态。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中国的五年计划虽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它在中国崛起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安徽日报》）
我国“五年计划”
为何断了四年
按照中央原来的设想，“三五”计划应在“二五”计划完成之后，从1963年开始实施，“三五”计划的制订也应提前一至两年进行，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也都按此时限作了准备。但是，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1960年开始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在此期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经援协议等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使“二五”计划无法如期完成，中央不得不于1961年和1962年进行两年调整。
1962年3月28日，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会后，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开始着手组织编制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计划。当时，李富春于1963年初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成立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邓子恢、程子华、薛暮桥8人组成的计划领导小组。小组的任务，主要是讨论研究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的方针、政策、任务及主要指标，研究和确定实现计划的重大措施，并且定期听取国家计委日常工作的汇报。 2月8日，中央批准了这些建议。随后，领导小组接连开会，初步研究了编制长远国民经济计划和“三五”计划问题。这年夏天，毛泽东提出：把1963年到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3年过渡之后，搞一个15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9月5日至27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确定，把1963年至1965年作为“二五”计划到“三五”计划的过渡阶段。
（据《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