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日本申报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将之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代表社会进步的世界遗产中，却普遍存在奴役外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7月5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日本申报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将之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日本申遗持质疑态度的韩国，在教科文组织做出决定前与日方达成共识。日本政府在声明中承认，“20世纪40年代曾有大量朝鲜（半岛）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掳至其中一些遗址所在地从事强制劳役。二战期间，日本同样施行了征用政策”。

  韩国政府声明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认曾在恶劣条件下强迫劳工工作的历史事实”。新加坡“asia one”网站评论称，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东京最终做出了妥协。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张秀琴也表示，强征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严重罪行。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切实行动维护每一位日本侵略政策受害者的尊严。

  代表社会进步的世界遗产中，却普遍存在奴役外国劳工的历史事实，难怪英国《卫报》发问，“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是日本进步的象征，还是黑暗历史发出的警示？

  进步象征还是耻辱印记？

  早在2014年1月，日本政府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了申请书，为23处“明治工业革命的标志”申遗。日本政府称，申遗主题为“从亚洲小国到世界经济强国”，希望借此推动旅游业发展，并“恢复公众的民族自豪感”。

  福冈县大牟田市长古贺道雄对日本共同社解释说，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接受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仅用50多年就完成了工业化”，工业遗产群展示了“这一在世界史上罕见的阶段”，凸显了日本从封建制农业社会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美联社却注意到了历史的另一面——表面上看，这些遗迹仅涉及明治天皇统治时期的1868-1912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关，但日方刻意模糊了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韩国、中国平民及外国战俘，曾被迫在这些工厂和矿山中，忍受着虐待和危险日夜劳作。

  韩国《朝鲜日报》更直白地指出，日本申遗的23处设施中，包括9所炼钢厂、5家造船厂、3个煤矿和5个非工业基地，遍布长崎、福冈、静冈等8个县。其中，长崎造船厂、八幡制铁所、军舰岛等7处设施，与日本强征5.7万名朝鲜半岛劳工的所作所为难脱干系。

  近1年多来，韩日两国多次就此磋商，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直至7月4日，因韩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项目审定工作被迫推迟了一天。

  同为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外扩张的受害者，中国方面也强调，“世界遗产应本着促进和平的原则”。除了对劳工的盘剥，史料记载，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的“八幡制铁所”是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所建，支持其生产的煤铁资源，许多也是从中国掠夺而来。

  每位劳工都有一段血泪史

  “我还没咽气，他们就想埋藏真相？就想只手遮天？”在韩国首尔，90岁的金汉秀（音）对记者发问。他表示，绝不接受日本为“战争罪行的遗迹”申遗。

  1944年，26岁的金汉秀和180多名韩国工友一起被送到日本长崎造船厂服苦役。“饥饿难耐”，金汉秀清楚记得当时的生活——雇主提供的食物“比动物饲料还可怜”，只有用芝麻渣和豆子制成的饭团，以及用海水煮过的红薯。

  对劳工来说，食不果腹并非最痛苦的记忆。93岁的孔孝素（音）曾于二战期间在福冈县三池矿山做苦力，后因逃跑而遭毒打，丧失了听力。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他经历了无数生死瞬间：塌方、体罚、疾病……因为不断有人死去，原本拥挤不堪的宿舍竟变得宽敞起来。

  如今，一些曾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正联手起诉日本企业，要求后者结清工资并道歉。“世界已经改变，但它们拒绝反省。”用余生为自己讨个公道，是劳工们共同的心愿。

  愤怒的呼声之外，更多当事人已撒手人寰。1942年3月，英国巡洋舰“埃克塞特”号被日军击沉，克里斯托弗·斯通的父亲落水被俘，随即被送上了开往长崎的“地狱之船”。1945年，体重只剩38公斤的老斯通终于回国，但在45岁时便早早离开人世。

  “父亲并没过多讲述他的战俘经历，但我相信，那段日子加速了他的死亡。如果日本要申遗，我觉得，他们至少要问问曾在那些地方受到摧残的人们。”斯通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将世界遗产的头衔授予曾发生过暴行的地方，父亲的在天之灵必定不会愉快。”

  大批受害者至今埋骨他乡

  据美国《外交官》杂志网站报道，日本对外国劳工的奴役不仅存在于二战期间，而是其19世纪末采矿业和制造业的重要组成环节。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使用“工业监狱”为私人工厂供应劳动力，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劳工曾在日本的矿井和码头扮演重要角色。

  战争爆发后，日本工业巨头更疯狂地榨取外国劳工的血汗，此次申遗的工厂和矿山只是这个非人道体制的冰山一角。一个例证是，在日本战败前的一年间，就有近4万名中国男性被强行带到日本的135个地区服苦役，统计显示，平均每6人就有1人埋骨他乡。

  面对变本加厉的剥削，劳工们曾奋起反抗。1945年6月30日，遭日军强掳至日本秋田县大馆市花冈矿山的一批中国工人，因无法忍受严酷的环境和虐待发动起义，最终遭到镇压，约400名劳工丧生，史称“花冈事件”。

  时隔70年，为还原历史真相，幸存的两名当事人会同11名劳工遗属，在今年6月底以一纸诉状将日本政府告上大阪地方法院，要求道歉并索取赔偿。“如果日本拒绝面对过去，我们永远无法建立友好关系。人们应该了解日本强征劳工的历史，藉此，我们可以向下一代传递和平的声音。”中国劳工遗属告诉《日本时报》。

  日本对历史闭上了眼睛

  尽管日本承认了强征劳工的历史，但《卫报》报道，东京的政客有意淡化日本的让步。“日本对待韩国劳工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告诉记者，与韩国在申遗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日本妥协。

  这样的说辞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在日方坚持申遗之际，就有不少人指出，这一举动证明这个国家不愿正视历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华盛顿智库“亚洲政策源”主任明迪·科特勒批评说，日本并未正确看待强征劳工的历史，并将之嵌入到对战争的理解中去。“其他一些国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时都能正视历史上不光彩的篇章，比如英国利物浦，18世纪，那里一度是奴隶贸易的中心。英国人没有罔顾相关史实，而是在当地建起了纪念馆、博物馆，还在利物浦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心。”科特勒说。

  韩国在野党“新政治民主联合”成员李旭远（音）指出：“那么多韩国人和中国人曾被迫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工厂和矿山劳作，日本却试图对真相闭上眼睛；然而，世人早就知晓了一切。”（据《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