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间谁怕谁

  在各种君臣关系中，有皇帝“怕”大臣的，像唐太宗和魏征，就是君臣合璧开创了贞观之治，也正是在唐朝，出现了严惩贪赃枉法的“六赃”。但也有大臣怕皇帝的，比如朱元璋采用高压政策治贪，一度令朝臣惊恐，贪官收敛；还有大臣和皇帝相互都不怕的，比如崇祯一味地要求大臣节俭，结果大臣们收入太低，认为不贪污不行。难怪历史学家吴晗曾在《论贪污》中写道：“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然而，唐太宗真的怕魏征吗？

  据史料记载，魏征生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可是在魏征死后，杜正伦因为负罪被罢免，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有因私营党的嫌疑。不久，唐太宗又得知，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唐太宗怀疑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下旨解除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有学者认为，唐太宗对魏征的“怕”，只因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才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其直言劝谏自己。

  古代反腐的律法跟现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规定更严格、更细致。《唐律疏议》就被誉为东亚国家最完善的法典，可惜的是，这种完善的立法在执行中却并不完善。

  自秦朝开始，历朝都设有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但其品级都很低，是“七品芝麻官”。加上古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而很多人在成为官员之前就借了不少债来读书和疏通关系。很多新官上任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还债，在不够养活家人的工资体系下，也不得不以身犯险。而清廉的官员，像海瑞之类几乎都活不下去——在这样一种官僚体制下，贪腐自然屡禁不止。

  而真正影响反腐效果的，不是君臣关系如何，而是皇帝的个人意愿。比如，每个朝代的开国初期，有作为的帝王其反腐力度都较大，而到了王朝的后期，平庸的君主不重视反腐或不得其法，以至于贪腐盛行，最后导致民不聊生，政权垮台。明朝的朱元璋是平民出身，深受贪腐之害，所以他反腐的决心很大，惩治贪官的手段也极其残酷。他的铁腕反腐确实对贪官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其打造的吏治清朗长达60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可惜从明朝中叶开始，皇帝昏庸无能，贪官污吏又东山再起。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也是千古巨贪。他因容貌俊秀、精明能干和善于逢迎而深受乾隆的宠爱。

  《中国廉政史鉴》中披露，其实乾隆深知和珅贪污，但他也明白，和珅敛财只是单纯的金钱欲望，并未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相反，和珅自知罪恶深重，只能以对乾隆的绝对忠心来换取生命的安全，君臣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各取所需，互利双赢。

  公元1786年，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的家奴刘全违反制度盖造豪宅，奢侈铺张，有仗势索贿的嫌疑，请求查处。乾隆知道曹御史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把奏章下发给都察院处理，有心写上“追究明白，非为开脱和珅之故”的批语。手下官员会意，将风声泄露给和珅，和珅让刘全一夜之间把新屋拆了个干干净净。结果曹锡宝得了个“妄言不实”的罪名，降官三级。不到半年，乾隆还操办了女儿同和珅儿子的婚礼，对和珅的宠信有增无减。

  不过好景不长，乾隆死后第三天，嘉庆就立即数出和珅二十大罪，将其投入大牢，命其自杀，还抄了他的家。后来据梁启超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10年的财政收入。据说，最后那些财产都让嘉庆派人运到宫里去了，这也就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由来。

  官员贪腐往往还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关，封建帝王的权力几乎是不受限制的，而他特别宠信的人，实际上也是大权独揽。和珅的贪腐正因为没有制约，所以最后使其贪腐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此外，官员贪腐与收入过低有很大关联。东汉人仲长统曾指出，“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意思是朝廷给的钱太少，我只好自己想办法，那就是贪污。所以，后来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就提出了“重吏禄”的思想，也就是高薪养廉。这当然也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并不能根治腐败。（据《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