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在押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准许他们获释回国。然而，这些战俘满心欢喜地回国，遭遇的却是被抛弃的下场，生活困顿。

  这些老兵们归国后，当日本警方为迟归的军人奉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时，他们大吃一惊，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拒绝接受。

  3天后，日本政府计划发放的撤侨津贴也因为老兵们的激烈抗议而临时升为2万日元/人，但这远不足以补偿11年被战争荒废的青春。他们需要更公正的战争赔偿，需要日本政府更为妥善的安置。登陆的第二天，老兵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这些被抛弃的战犯归国者还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向日本政府申请战争赔偿和战后生活救济、津贴，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善意，回应寥寥。

  其后的生存景况可想而知。据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当年全国平均家庭收入为3.2万日元，而“中归联”会员在1960年的平均收入仅为2.4万日元。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11年的改造经历，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使者”的标签，不仅得不到政府的照料，甚至因此被警察跟踪、监视，而被剥夺了人权。

  老兵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曾在中国东北鹤岗煤矿工作的松本千代男，现居千叶县，战败回国后，经熟人介绍，接受了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就业考试。在获得了内部录用正要上班的时候，公司不告知他任何理由就取消了他的录用资格。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