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而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其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这是不争的事实。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创了“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而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更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其实，综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皇帝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

  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

  （据《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