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组建起多支抗日义勇军，以血身肉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死相拼，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3年2月的一天，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驻守在那里的抗日骑兵部队。在采访义勇军官兵时，他听到战士们正激情澎湃地高唱《义勇军誓词歌》，顿时热血汹涌，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

  1935年4月末，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时，聂耳在几年前那首歌的启发下，终于为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定稿。这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百万人前赴后继参加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家乡沦陷，中华危亡，历来不畏强暴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决死相拼。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夜，虽有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第7旅620团团长的王铁汉，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打响个人抗日第一枪；紧接着，辽宁盘山就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主要领导者纪亭榭、蔡宝山、盖中华等人打响了东北民众抗日的第一枪。盘山义勇军最多时达到两万多人，在辽南一带与日伪军进行了130余次殊死搏杀，令关东军司令部大为震惊。

  这只是后来将近100多路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那么，《义勇军进行曲》中那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义勇军”，究竟由什么人组成，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抗争呢？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初期，东北各阶层民众自发组织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总称。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旗号繁多，各自为战。据学者研究，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军官兵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其他工人、学生占5%。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番号不一，且变幻不定。

  著名义勇军史研究者孔令波研究考证后认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鼎盛时（1932年夏秋)的总人数为5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古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整个抗日过程中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加义勇军。

  这里首先不能不提张学良和东北义勇军复杂微妙的关系。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后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再加之日寇是张学良的杀父仇人，使他不能不对义勇军表示同情和支持。他既怕因此招惹日军寻衅，又怕因此导致蒋介石不满，只能暗中支持义勇军。他一方面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东北将领，不得使用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番号，只能以“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自称，另一方面则通过救国会系统拨出许多枪弹、被服和现款，转交给义勇军。

  江桥抗战打响抗日斗争第一枪

  在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则首推黑龙江省义勇军。1931年11月，在张学良不抵抗而将东北军撤往关内的情况下，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并直逼黑龙江省。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开始。英勇的抗日官兵在马占山将领率领下，奋起抗战。仅江桥一役，歼灭日寇185人，打死打伤伪军七百余名，日寇入侵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

  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发起的抗日斗争第一枪。江桥抗战一时间成为最光彩夺目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当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东北的关键时刻，东北义勇军在优势敌军面前，毫不示弱。1931年12月末，东北军放弃辽西地区撤入关内后，东北的抗日历史重担便全部落到义勇军的肩上。他们表达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

  随后，各路义勇军便使用低劣武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收复失地。在漫长的寒冬，由于后援无继，东北苦寒的气候将义勇军战士们折磨得骨瘦如柴。1932年9月19日的《申报》披露了义勇军艰苦作战的状况：“因经费困难，一切殊感艰苦，故在前线作战之义军，粮食均由就地之民众供给，因之恒两三日不得一饱，尝以窝米为充饥之妙品。夜则露宿田野，是以患病者极多，失去战斗力不少……伤者无以为医。”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东北义勇军依然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战斗频繁，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2年3月，日寇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这时，“国联调查团”也要来东北进行调查。为了用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辽宁义勇军攻打沈阳市。3月10日、3月28日，辽宁各路义勇军两次联合攻打沈阳市，后来在8月末的“竟攻入市内，一度占领东塔机场，烧毁敌机多架”。4月初，吉林自卫军集中5万兵力反攻哈尔滨市，逼近市郊，毙伤日伪军数千人。9月初，冯占海部吉林救国军联合各小股义勇军围攻吉林省城，一度攻入市内，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为之震动。

  （据《金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