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1940年代颇受毛泽东信赖。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明显感到他追随毛泽东的步伐有些力不从心。

  《人民日报》被批“死人办报”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在1957年3月1日举行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却在此时发表了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文章提出：“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在这种情况下，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也被用来作为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显然，该文的观点与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对此文极不满意，多次进行了批评。

  既然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的胡乔木自然难辞其咎。果然，不久，毛泽东就把胡乔木喊来，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年4月下旬，毛泽东还将24日的《大公报》批给胡乔木，称《人民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1959年庐山会议“有惊无险”

  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后，彭德怀从7月3日到7月10日共作了7次激烈发言，令毛泽东始料未及也十分不快。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议，讨论会议下一步安排。胡乔木任会议决议起草小组组长。彭德怀的发言使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发生改变，他正酝酿由“批左”转向“反右”，而胡乔木却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仍然过多地写了“大跃进”的缺点。结果，会议决议印发后招来不少批评，认为这份记录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

  胡乔木于7月19日在分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在接受批评的同时强调了揭露问题的重要性，呼吁与会者“畅所欲言”。当毛泽东准备“反右”时，胡乔木这番提倡讲真话、鼓励揭问题的发言，显得极为不合时宜。8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表示目前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

  幸好，胡乔木凭借8月10日的一次发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这次危机。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张闻天、李锐在发言中曾提到毛泽东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胡乔木针对这一“谬论”，从六个方面加以批驳。胡乔木的这次发言，毛泽东极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表扬了胡乔木：“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这里的“俱乐部”是指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则是指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毛泽东这两句话是说李锐投靠了彭德怀，而其他几个笔杆子站在自己这边。

  同时得罪毛泽东和刘少奇1961年1月底，胡乔木遵毛泽东之命赴湘调查。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他去农村获得第一手材料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从而“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然而，胡乔木送上来的材料却让他大失所望——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不过，毛泽东仍然对胡乔木提供的材料很重视。胡乔木却把毛泽东的重视当作毛泽东又想反“左”的信号。1961年5月，当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他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

  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庐山会议其时已经尘埃落定，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而他“却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其二，他不该把刘少奇未公开的建议私下汇报给毛泽东，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上这样做会使两个高层领导产生误会或龃龉。

  不久，中央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这件事引起刘少奇对胡乔木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结果，会议还没结束，胡乔木的老毛病——神经衰弱犯了，不得已，他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长期病休。

  （据《党史文苑》、《翻阅日历》）